关岭我的乡土小城

发布时间:2014-08-08 15:20:23   来源:贵阳日报  

摘要:我老家的布依人,一向把山外的集镇称之为“大地方”。大人们说,从法那寨去县城,走小路50多华里,走大路过永宁镇有60多华里;其实也就是大半天的路程,而我那时还没有里程概念,总感觉很远很远。

  关岭古驿道

  在县民贸店里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物品

  关岭美丽的羌寨

  “有大堡在平坞中,曰关岭铺”(即今日关岭县城)

  关岭灵龟寺无梁殿

  关岭民族中学

  一

  我老家的布依人,一向把山外的集镇称之为“大地方”。

  小时候,我对外面的“大地方”就特别的好奇向往。但是,在我上中学以前,能够走到的“大地方”,只有一个永宁镇;至于比永宁镇大得多的关岭县城,却一直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只飘浮在老人们的言谈和传说之中,并在我眼前生成奇妙幻景,伴随我的童年。

  大人们说,从法那寨去县城,走小路50多华里,走大路过永宁镇有60多华里;其实也就是大半天的路程,而我那时还没有里程概念,总感觉很远很远。

  有一回,我逃学逃到幺姑家去了几天,回家来就跟祖父扯谎,说:我跟某某到关岭玩去啦。老爷爷笑问,都到了哪些地方,玩了些什么?我说不上来,只好胡诌一气:人家关岭城里头,房子好大好漂亮,连茅厕都是全部拿玻璃修成的。这突发奇想,来自于我家老屋上的几片玻璃瓦,它们夹在一色青瓦之间,显得亮堂而洋气。祖父呵呵一笑,也不忍心戳穿。直到我进县城上学后,才省悟到我那句谎话编造得太不高明——其它房屋能不能全玻璃建造,还可以讨论,唯独茅厕是绝对不可能修成“玻璃房”的,用现代的网络流行语来调侃,那才真叫完全彻底的“走光”。再说,我祖父是起房造屋的大木匠,早就不少去过关岭,县城里一些旧时宅院,就留有他的手艺,怎么骗得了他呢?实在是童言无忌,乐得老人一笑而已。

  后来读书长大,走的“大地方”多了,回头再看关岭县城,感觉它一下子变得那么小,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山里小城。

  在关岭县城,没有哪一家不是开门见山。真是地如其名,四山合围环抱,城中还要突起一座孤峰,曰:青龙山。关岭县城,通常就叫关岭,又名关索镇,人行城中,抬头就见关索岭。关索岭,得名于三国蜀将关索的传说;因而,岭下之城,自然也名叫关索镇了。

  小城虽小,却因为滇黔公路穿城过境,曾一度日夜车马喧嚣。很多偶尔路过的外地人,从更大的“大地方”过来,对这座弹丸小城大概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即便有一丁点记忆,恐怕也只有四个字:乏善可陈。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没有什么特别能吸引过客的东西。不过,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第一次进关岭县城,就处处感觉新奇,兴奋得不得了。

  二

  1962年秋天,我到县城上中学。当时,携带的行李,早已成为“绝版”:一个铺盖卷、一只旧木箱、一把板锄、一张小板凳。

  入校方知,学校有大礼堂但没有座位,不自带板凳,听报告就只好坐地上,还得挨批评,且“后果自负”。锄头呢,是种菜用的——困难时期,自力更生,校园后边有大片校属菜地。虽然有父亲一路护送,但初进县城第一天,我就弄得一身灰土满头大汗。

  关岭中学,在县城北边的半坡上。看得出,这里原先是一座大庙。不过,遗留的老房子不多,大多做了教职工宿舍;隔着一带花木和竹林,与新修的青砖教学楼形成鲜明对比。从城里头到学校,出马路拐上坡,要登一百多级石阶,上到平台,迎面是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叫“无梁殿”。殿堂内外没有一根木料,全是青石拱顶修砌,称为无梁殿,名副其实。这座无梁殿,当时是学校食堂的总务处。那时候,刚度过“三年大饥荒”中最难熬的阶段,但粮荒并没有完全过去,学生口粮还是低标准定量,只能吃个半饱。所以,对于饥饿的乡下学生来说,这是无比重要的一个机构。关中“老三届”以前的毕业生,大概没有人不记得无粱殿这个老地方。

  那时,无论是新生老生,办理住校伙食手续都很复杂。特别是农村学生,先要从家里把一个学期的口粮交到地方粮管所,换成一张单子交到无梁殿,几经周折,最后才拿到一块木制的饭牌。

  无梁殿后边西侧有一株巨大的梧桐树,老梧桐树荫下,一直是同学们中、晚两餐分饭用餐的场所。没有桌椅,一律只能蹲起进食,从这个露天“餐厅”历练出来的人,后来到哪里吃饭都快当得很。

  那时候,学生食堂的饭,叫“二笼蒸饭”,也叫“木笼盆盆饭”。大灶大锅上,是一个几面封实的大木笼,正面有一道合叶木门;伙房工友在百十个铝盆里量好米掺好水,然后,一盆盆地放进大木笼的层屉里去,完了关严木门就开始蒸;蒸好了,又一盆一盆取出来码在一个大案台上,等学生们凭饭牌来取。

  每一盆蒸的是6个人的饭,轮流值日,当值学生负责管牌取饭,负责用筷子把饭瓜分成均匀的6份,其他同学则或礼让或争抢,依次把分好的饭块夹到自家碗里,剩下最后一块,就是值日生的,若分得不均匀,他就自己吃亏。饭块呈三角形,大米和包谷两造,时常会吃出砂粒或耗子屎来。菜当然更是大锅菜,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种菜蔬及瓜豆,汤水上漂浮着几点油星子,哄哄眼睛而已。不过,话说回来,每月6块钱的伙食费,你还能指望吃出什么来?后来逐渐改善,每个星期有一餐煮豆腐,每个月有一回炒肉。每到吃豆腐或吃肉的好日子,临开饭的课外活动期间,学生会生活委员,就会吹起哨笛扯高声气满世界宣布好消息:“今天下午吃……!”整个校园随即爆发出“呜啊”一阵欢腾,就像电灯熄了很久突然亮起来那样。

  所以,每到周末,乡下来的学生们,多半都要回家去补充一下油水。然后,从家里整些干粮带回学校,以备在饿得难挨的时候安抚一下饥肠。一般是包谷花、炒面和粑粑馃之类,好存放,食用方便,一杯水即可下咽。几乎每一个乡下学生的床头木箱里,都有这些东西。春季的关中校园,随处可以感觉到包谷花的香味。

  一些家境相对宽余的学生,倒时不时可以下街进馆子,吃碗面条甚至炒肉吃饭。但是,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不仅奢侈而且犯忌。当时,贫困生每月有3至7元不等的助学金,只需交一半的伙食费,少数获最高等级助学金的学生,等于伙食费全免;如果下馆子被发现,其助学金就有可能会被取消,偶尔下街吃东西就很有风险,搞得偷偷摸摸,可怜又可笑。那些年,关岭县城街上,可以炒菜吃饭的就独有一个国营饭店;再就是屈指可数的粉面小吃馆。有学生下馆子,一般都逃不过那些惯会盯梢告密者的耳目。

  不过,猫有猫路,狗有狗路,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避开探眼的去处:军用食宿站。那是专门为过境军车提供食宿的地方,所以不当正街。那里每天要做很多大馒头,在暂无“军用”的时候,也零卖一些给平头百姓。三两粮票一毛二分钱,面碗那么大的一个白胖馒头,看上去很足实;还免费给一碗“玻璃汤”——在炒过菜的锅里掺一瓢水烧开,撒上一撮葱花,舀在碗里透明见底。我们一帮知情的“饿牢子”,偶尔揣起粮票和零钱溜进去,坐在解放军叔叔们坐过的条凳上,就着“玻璃汤”啃大馒头,那味道,那感觉,一辈子也忘不了。

  如今,我每次回关岭,走过油烟弥漫的小吃夜市,炸烤肉食的浓烈香味扑鼻,回想起当年的大馒头玻璃汤,感觉如在梦境,过去和现在的极大反差,一下子都変得那么的虚幻,那么的不真实。

  三

  现在,遥想当年,“老三届”们就说:正当“吃长饭”的年龄,偏偏就遭饿饭。这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慨叹。是的,那时候,我们做梦都想吃一顿饱饭,但同时我们更会贪玩。上课之外,唯一能使我们暂时忘掉饥饿的,就是在这座饥饿的小城里到处寻找快乐。

  关岭县城很小,也很简单。一条通城长街,几条巷道,一个六天赶一场的大场坝——也是放露天电影或开“公审大会”的会场。从高处俯瞰,几乎是一目了然。当然,这是我成年之后的看法;当年从乡下初来县城,就感觉这地方好大好热闹好气派。

  通常一到星期天,只要没有请假回家,我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就喜欢邀起下街满城乱窜。不过,疯来疯去,也就是几个老地方。

  有时候,身上揣有家里寄来的汇款单,就先奔邮电局而去。手头得了点钱,还不敢乱花,得先交伙食费。有时,就拐进十字街三层高的“百货大楼”,买点学校不发的纸笔墨水什么的,顺便在柜台前磨蹭,偷瞧那个卖文具的大姑娘。生得真好看,说话也柔和动听,就是从不肯笑,高中部的哥们就背地叫她“冷美人”。我们就很想瞅到她笑一回。五金公司,也有一个美人。那个就爱笑,眼睛又大又黑,所以外号叫“熊猫”。我们经常假装进去东看西看,实际上是去“围观”她售货。多去几回,她就警觉了。有一次,店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她就瞪起大黑眼睛吼起来:紧倒看哪样看?紧看不买也要开钱的哩!我同学想回一句什么,可是,才冒出个“大姐……”,就被她佯嗔抢断:大姐?乱套!叫“大娘”还差不多。小屁崽些,书不好好读,就会鬼混。快滚!我们不敢抗辩,赶紧落荒而逃。刚溜出门外,背后又追来她清脆的声音:哎,转来转来,掉东西了!我们张皇踅回,满地扫描,什么也没看见,方知被“熊猫”耍了。她在柜台那边,就咯咯咯疯笑,两只肥白的手掌捂向嘴角,很像熊猫在开心啃竹子。

  当逛店赏美都感觉无味的时候,我们就会腰别一副破球拍,到处去找台子打乒乓球。那些年,关岭城可以打乒乓球的地方不少;县委、工会、邮电局、供销社、粮食局等等很多大单位,会议室兼娱乐室,都有木制的乒乓球桌,比我们中学的水泥球台高级多了。奇怪的是,这些部门的会议室星期天也不上锁,就像专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似的。想来这与我国乒乓球队在国际上夺冠称雄有关,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打乒乓球那幅图片一出,普天之下,乒乓球更是无处不热。但是,找球桌也得看运气;有时东奔西突,不是球桌被一帮玩不来的“小鬼”抢先,就是被高中的“大鬼”们撵得屁滚尿流。

  于是,又只有满城街乱窜,游来逛去,可以停下来消磨的去处,一般是十字街的新华书店,或者是贯城小河的老拱桥石栏。

  那时候,关岭县城的新华书店还很小套,就那么几列四五米高的书架,但经营管理却比较人性化。不管成人还是学生娃儿,都可以直达柜台里边的书架,还允许选出喜欢的新书在里边翻阅。只是不提供凳子,读者各自捧起一本书,勾起头在书架下边蹲成一排。一本小说看得几十页,就蹲得腿麻脖子酸,只得依依惜别,下一回再来接着看。有时候,从书店出来,还不想回学校,就到贯城河的桥头去观魚看水。我们一蹭到那桥头上,有时会消停很久。也常会有一些老者,拄着拐杖于此小憇,谈今摆古,优哉游哉。我们呢,就歪在石栏面河旁听,有时会听到惊人妙语或稀奇故事,也沾光一乐。

  桥面衔接城街马路,两边桥栏没有仼何雕饰,像是青石条拼成的两道矮墙。那时候,桥下的河水清亮,我们趴在青石栏上,就可以窥见魚儿在桥拱的倒影中悠游。常可见到的,多半是些鲫魚和俗名“麻十三”的油魚;在山雨欲来之际,偶尔会有鲤魚蹦水,但一纵即逝杳无踪影。鲤魚是水族精灵,深居简出,从不易上钩,更不会陷身“倒须笼”,但还是难逃炸药、漁网和人类制造的污染。因此,在此后进入上世纪70年代初,这条小河里的魚虾就基本上绝种了。

  这条小河,从城北的大地庄(布依寨)流淌下来,一路逶迤回旋,落瀑飞花,润泽两岸田野,滋养关岭县城。在小城还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城里的好几口水井,就是这条河水透穿地层滤尽杂质喷出的清泉。那时,沿河两岸,垂柳拂风,野花星点,一道天赐的风景。

  大凡养育一方水土的河流,都被人们称为“母亲河”;那么,关岭城的这条小河,也就是关岭人的“母亲河”了。

  当年,小河桥头住着一位凉水老伯。他和老伴似乎别无营生,就在门口摆个凉水摊摊度日。别处一分钱一杯,他家两分钱一杯,生意却不是一般的好。关中的学生下街,就必定要去喝他家凉水,喜欢得只差上瘾。一到赶场天就更不用说了,简直供不应求。他家的凉水,就像冰镇过一样,清凉回甜,沁心爽口。整个城街独一无二,令世人称奇,原因何在,却一直是个谜。一说,他家有祖传的秘制配方;更有一说,是他家室内有一口深井,就源自屋旁小河,自然天成,一汲上来就是这样的甘洌美味。大概出于对这条小河的偏爱,我更愿意相信这后一种说法。

  在凉水老伯家对岸桥头,是本城唯一的理发店。我们每隔一两个月就得进去一次。我很快发现,理发店临水的一面,原是悬空的吊脚楼,一盆一盆的洗头水,就哗啦哗啦地倾泻到河里边。起初,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天长日久,从凉水老伯家门前往河道里一瞧,只见半条小河已渐成浊流。再一看,不光理发店,两岸近水人家的垃圾、废水,都是毫不犹豫地纷纷往河里抛撒。魚儿们的灭顶之灾由此开始,奄奄一息直至断子绝孙。我们快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有些同学就发出疑问:凉水老伯家的凉水,到底还干不干净啊?

  四

  小城里,还有一个我们最爱去的热闹地方:县委球场。

  其实,这个篮球场就在县政府办公楼鼻子底下,要穿过政府办公楼前行几十米才到县委大院,但从来没有谁叫它“政府球场”。在“文革”期间,曾一度更名为“县革委球场”。一直以来,关岭的“政治中心”和“体育娱乐中心”,就这样无比贴近地坐落在一起。

  当年,在整个关岭县城,用全水泥建造的标准篮球场,印象中仅此一处。在很多年里,这也是全城唯一的篮球赛事场所。

  我上初中那几年,我们校队声威大震,一直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夺标劲旅。每逢大赛,不是冠军就是亚军,决不会刷落到季军小老三去。而且,每次打到决赛,总是我们“关中”和“工交”及“财贸”三个球队巅峰对决,几乎成了“三国争霸”的格局定式。不过就球技的观赏性而言,又数“关中”和“工交”的比赛最好看。双方虽然平均年龄悬殊,但是旗鼓相当,尤其领战中锋都是玩球高手,赛场上竞技斗勇,精彩不断,高潮迭起。比分常常咬平,加时决胜也是常事。所以,只要轮到这两个王牌军团上场,观众立刻爆满。不仅是球场四周的台阶,就连近旁的县机关宿舍及政府办公楼,也是窗户大开人头攒动,甚至东边堡坎的树桠上,都猫着看球赛的人。走在城街上,老远都能听到赛场上清厉的裁判哨声,以及喝彩之声刮起的阵阵风暴。

  那时,“粉丝”、“面条”不分,我们全校师生都以此为荣,这也是我们喜欢县委球场的理由。同班有一个爱打篮球的矮个子,堪称关中队中锋的铁杆“粉丝”,有一次关中队把冠军打飞了,他就将白底红字的“关岭中学”校徽,从胸口上摘下来别到裤腰上,直到校队重新夺冠,他才把校徽又戴回胸口上去。

  有时,球赛终场,我们在回校的途中,会碰见颤巍巍的潘太风老先生。我们就会向他行个礼,然后才一溜烟开跑。他是我们学校年纪最大的老师,到底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清。他喜欢拄着拐杖,一个人在这条县府到学校之间的石坎路上慢歇慢走。从这里,可以俯瞰小城的主体片区,可以遥望天边淡蓝如黛的远山。他时常戴一顶很别致的绒帽,总是面带笑容,口音很难辨听,只教高三语文。

  他是从上海“下放”过来的,原是《旅行家》杂志副主编。月薪近200元,比在任县委书记还高出一截。这对每月吃6元伙食的我们听来,不啻天文数字。据说,他自觉不妥,主动向上级提出,将他的工资减在书记之下。当时,此举被视为高尚的谦逊,传为美谈。多年后才逐渐明白,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潘老师语文课上得如何,高中生们从未臧否,常听称道的却是另外两位语文老师:一个是据说水准可教大学的罗文敏;一个是从军队转业下来的营级资深教员石雯。他们为何会到这所偏远的中学执鞭,我们无法知道。反正,那时候政治运动不断;据说,几乎每次运动,都会有一两个颇了得的才俊人物,被上边“下放”到关岭中学来。

  这些前辈们是何等不幸,但对于关岭中学,却是幸莫大焉。

  公元1961年,关岭中学的高中毕业班,一个不落地考取大学,升学率一度名列贵州全省第二。母校这等骄人的辉煌,可不是刻意“应试”的结果,而是根深叶茂的教育质量使然。

  可以说,我上中学那些年,正是关岭中学的黄金时代。

  我们学校最棒的几个英语老师,都是从外地“下放”过来的“右派”及问题人士。关中原先开的是俄语,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才改为英语。我们坐在桌椅连体的“苏式课桌”前,聆听“右派”老师上ABC英语课。我个人深切感受,他们是那么的勤勉敬业,在课堂上激情迸发,课讲得那么的智慧生动,令我终身难忘。可是一出教室,就都处处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据说,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法眼暗中监视,只是那时我们年少无知,浑然而不觉罢了。

  在我就读期间,更是不断增进从大学毕业分来的年轻教师。那时,他们比高三的“大鬼”们大不了几岁,一个个朝气蓬勃,魅力四射,穷乡僻壤里的关岭中学,一时人才济济,活力无边。

  往事历历,他们的青春气息,至今仍常在我的记忆中飞扬。从川大毕业的美女老师王尧美,一双俏丽的丹凤眼,爱说爱笑,时常口吐莲花,和穷学生玩做一堆。可是,一旦手执教鞭走进课堂,“逼鼠”的猫威辣味就出来了,就连惯于捣蛋的学生,也赶紧把尾巴夹起。大家就背后戏称“王熙凤”、“凤辣子”,她也笑而默认。华侨混血高宏智,从印尼到云大攻读6年,也被分到我们学校当老师。他一来,就在生活习惯上做了大幅的改变:把西装革履通通收进一只金属桶子里藏起来,改着茄克和中山装;嘶嘶哈哈地学吃辣椒,经常打赤脚在校园里奔跑。高老师主要教数学,还兼上英语和体育课。他活泼好动,机智幽默而博学广闻,大家都很喜欢他;而他对学生也极尽关切,尤其爱到少数民族村寨去做家访,古往今来地问这问那。然后,就对学生说:太好了,留心处处皆学问。

  那波年轻老师的故事很多,足够写一部长篇纪实小说。

  我们上初三的时候,新来一位外语老师,名叫岳铭成,五十来岁的样子。和高宏智老师相反,岳老师偏就只穿西装,从未见他换过其他款式的衣着;矮胖敦笃,面带微笑,华发后梳,纹丝不乱,戴一副金边眼镜,很像什么电影里的胖翻译。还真的就有传闻,说他曾经在国民党某个高级机构当过翻译。如此,当然又是“下放”来的了。当时,整个关岭城就只见他一个人穿西装,很稀罕;据说,有关领导不少找他谈过话,但没用,他阳奉阴违。他给学生用英语讲故事,讲伊索寓言,讲安徒生童话,说一句英语,再说一句汉语,声情并茂,精彩极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字报、“大批判”的革命风暴,把他撕得体无完肤,找不着北。有一天,他就寂然沉到一个荷花塘去了,就像老舍先生绝望而愤投太平湖一样。

  此后,“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将这座母校之中我们曾引以自豪的一切,都逐渐冲击得面目全非落花流水。至今,“老三届”同学聚会,一提起母校这些达人往事,无不感伤遗憾。现在的关中校园,规模及设施之现代化气派,已然今非昔比;但我们更为期待的是,对于母校曾经彰显的业绩辉煌,有朝一日能够再现甚而超越。

  五

  初中毕业,十年恶梦肇始。大串联,打派仗,折腾了一阵子,我便逃离了县城。回乡务农,当民工修铁路,到贵大“读书”。混混就到了1975年,我又回到小城生活。学的是历史,却请求去文化馆领活,干起了写写画画兼打杂的“万金油”行当。

  我在文化馆干的活,有点像农民伯伯。忙起来,忙得屁儿冒烟,比如,筹办晚会或组队参加汇演之类。而昏忙了一阵过后,又像是庄稼人的闲月,三天两头找人喝酒,还喜欢揽闲事受闲气。

  一个是帮别人买电影票,二是帮别人借书。说是闲事,其实都是很有难度的活路。

  那几年,“文革”终结,拨乱反正,一大批遭禁锢了十余年的“毒草”电影一下子解放出来,县城的电影院夜夜火爆,万人空巷。有些影片更是二十四小时连续放映,例如越剧版《红楼梦》、香港喜剧片《三笑》,还有日本片《追捕》和印度的经典老电影《流浪者》等等。电影院的卖票窗口,从早到晚有如蚁拥蜂攒,挤得个一塌糊涂,吵闹骂架经常发生。文化馆与电影公司一个系统且隔壁紧邻,我跟电影院的姐子哥们又是老交道,亲友熟人不耐烦去窗口排队吵架,就找我帮忙去“开后门”弄票。有时,一接手就是十多组人一百多张,还尽受叮嘱要“正位”(好位子),一旦无法满足就只好挨埋怨。因此,到后来,一知道有火爆的影片上映,我就躲得远远的去找地方划拳喝酒,但也常被狠人追踪抓回、履行义务。近年,回县城走过大十字,看见临街的影视大屏,想起这些陈年旧事,就不禁哑然失笑。现如今,就是去买了电影票白送人看,恐怕人家也不稀罕了。

  再说说借书。那时,县城一直没有图书馆。县文化馆和关岭中学有图书室,但藏书并不很多,一般不对外办理借阅。就常有人发牢骚:建国都30年了,关岭居然还没有个图书馆。民意漫延,筹建县图书馆很快被列入规划。就见馆楼很快建起,馆长也已下文任命,却一直拿不出经费置备图书上架。结果,那座空楼闲置日久,最终被拆掉,地盘也转眼易主,耸起了某实力部门的宿舍楼。当年曾渴望建图书馆的人,谁都不会忘记这件非常刁诡的事情。

  也和电影一样,大量古今中外经典名著,一从尘封的冷宫释放出来,立即求借者如云。时在改革开放之初,更涌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等许多振聋发聩之作,一出版就引发轰动,十分抢手。被“书荒”困顿已久的书迷们,熟人熟事,自然而然就找我的“门路”,帮忙借书。我也是读书人,感同身受,乐于帮忙。但是,有人借书逾期不还,我得上门追讨;还有的书没法收回,最终就该我赔。不过,吃得亏,打得堆,我占得人缘好。当时,很多人家都会有个简朴的小书架,上边的书本都被翻得毛毛的;如今,这种情景再难见到,看电视去了,玩电脑去了。我看见一些豪宅人家,置有带玻门的书架,存放的好书不少,但新崭如初,估计只是“爱书”而已。

  此后,我就有了老婆孩子。多半时候是关岭、贵阳两地分居、两头奔波;而在办公兼宿舍的文化馆二楼,也有了一个居家住处。

  这地方,不仅开门见山,还可凭栏望水。浑浊的贯城小河,就从楼侧流过。我妹夫从乡下来,趴在楼栏上看那片河湾,可以出神地看上个把钟头。不停地兴叹:看这水淌得好可惜!他家那寨子,自古被称为“干烧地方”,从人到畜到地,每一滴用水都全靠老天落雨,久蓄的池水,比这河水也好不了多少。我说,我在这读书时,这条河水好清亮,后来就越整越污糟了。妹夫说,要是换到在他们那里,包管清亮得很。我深信,却闻之黯然,心头不是个滋味。

  我尝想,如果我有权力,或在当权者面前说得起话,有朝一日,定要让这条河水変清。那时候,在县党政机关和很多区、局部门的重要位置上,不少有我的同学、校友,乃至亲戚,找他们反映一下,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可是,心有所动,却无行动,心结未解,情形依旧。一晃又是许多年过去,我因工作变动已经到贵阳定居了。

  有一天,家乡来人,才突然得知:关岭县城正大举改造,说要把那条小河用钢筋水泥板“盖起”,在上边修一条“滨河路”。我慌忙又打电话又写信,尽管情知多半已无济于事。理由是:人家有的县城,没得河都要想法用人工现引一条河进来,关岭得天独厚有河穿城,却要把来“盖”成地下水,无异于暴殄天物。倘若能顺乎自然,从头疏理河道,治水还清,将新城街建于河岸,形成有山有水的人文景观,岂不更美哉?可是,电话打不通畅,信函石沉大海。待我回到县城时,小河已被路面覆盖,一条崭新的通衢大道已经是车喧人嘈。命名为“滨河路”。

  大年初一,我起了个大早,独自踩着除夕散落的炮仗皮,沿着宽展气派、新楼林立的“滨河路”走出城南。在大路尽头,见到了小河流水,从一个洞口呜咽淌出,依旧沿塔山脚跌宕而下。这亘古的行程,似乎变成了一种逃离。

  还好,豪气的“滨河路”还算留情,让这条“母亲河”在路边留下了一只眼睛;这就是莲井,俗称大水井。名为“莲井”,乃出自一个有关莲花的传说;因此,县城关索镇又称“莲城”。井泉上方以青石拱砌封盖,几十平方米见方的盖面,留有数处圆形井口,近似莲花形状,可供多人放桶下去取水。因为,这莲井在过去曾为“关索八景”之一,所以,得以作为文物保存下来。

  多年前,还不得自来水的时候,这大井是好几条街巷居民的生活水源。近水街名就叫“莲井路”,西北向及东北向两条巷子,趋井交合,一条叫“上水巷”,一条叫“下水巷”,均是古来的称名,可见其历史之久远。我住在文化馆的头几年,每天必到大水井挑水。白天,这井台是女人世界,小媳妇、大姑娘们,都凑到这里洗涮。俗话说,三个女人闹一湾,而这大水井,经常是女人大扎堆的去处。家长里短,野屎家饭,轶闻奇事,都在这水淋淋的平台争相发布。而在夏天,到了深更半夜,便是男人领地,一个个脱得精光,裸舞似地把清水提将上来,一桶一桶地兜头浇下,暑热尽消,好不淋漓痛快。

  六

  既然曾有“关索八景”,那么,还有七景又在哪里呢?

  1986年,我被从文化馆抽调到县“概况办”。这是关岭(1982年)成立自治县后的新设机构,全称是: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编纂办公室。在梳理“概况”资料时,涉及“关索八景”,就曾经小有争议。地方文化老人曾方镛先生凭藉史料及记忆,将“八景”尽述其详。然而,在座同仁(包括我在内)则认为“八景”中有六七景早已荡然无存,稍为有迹可寻的,就一处关索岭“御书楼”,也仅余断垣残壁,无“景”可言,只宜一笔带过。如今看来,曾老先生是对的。比如这莲井,要不是有识之士和众多居民力保,一旦埋入地下,时过境迁,还有几个人晓得?因此,曾经存在过的“关索八景”,是关岭历史文化的一页,当借助文字,保存在地方的记忆之中。当然,在概况办由县志办取代之后,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时,我到概况办上班才知道,关索镇设为县城的历史极短,年龄还没得我大。原先,关岭县城设在花江镇,而明清时代曾置于永宁镇。1950年代初,土匪围攻新生政权,因花江未通公路增援不及,保卫县机关的解放军全部牺牲。县政府失守之后,索性迁到320国道上的关索镇,并随即设为县城。于是,在大治之初,镇上很多老庙堂及豪门宅院,就摇身一变,成为县、镇机关或公益场所。关索区及关索镇的办公地,一直到1970年代末都还设在土豪门楼里。关岭中学、城关小学,还有县粮食局这些单位,由于设施所需占地较大,则是分别由几处大庙改建而成。

  这些古庙当中的文昌阁等处,就曾为“关索八景”之一。

  关岭这个地方,作为县城虽然年轻,但从所建寺庙的数量、门类、规模及其历史可见,应在黔中古镇之列。“八景”之一的关索岭城楼,史称“御书楼”,由于雄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故门楼悬匾喻之“滇黔锁钥”,乃清帝康熙所题。城墙内的古驿道旁,也是一座老庙;而城关外下行不远处,有一座关帝庙,名“双泉寺”。相传,孔明南征时,关索(关羽之子)奉命率兵至此,人饥马渴。他的战马前蹄猛刨,竟刨出一股泉水,关索不忿:岂可人不如畜?挥剑柄一顿,又一股清泉应声涌出,是为“马刨井”和“刀把井”,因而有“双泉寺”。关索岭及关索镇,也由此得名。在前文提到的关脚青龙山下,县公安局的办公地址,原先也是一座寺庙,名叫“石牛寺”。成因是青龙山一尊奇石,状如猛牛,不知哪朝哪代从山上滚落下来,屹立于此地。有一首关岭人世代传诵的《石牛诗》,诗曰:

  怪石巍巍恰似牛,独立庙门几千秋。

  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打浑身如汗流。

  青草触唇难开口,牧童敲角不回头。

  牛鼻自古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

  那年刚进初一,从城关乡下来的一位同学,跟我讲了个故事。说他来县城参加升学考试,跟七八个同学住宿客马店。考试前一晚上在天井里洗脚时,一个住店的老者对他们说,我念一首《石牛诗》给你们听,哪一个能一字不差地写出来,就可望榜上有名。结果,只有两个写对了。开初只当玩笑,谁知居然应验,那两个真的考取了。讲故事的同学,就是其中之一。我至今不信,但觉得很有意思。改建为关岭中学的那座庙子,名叫“望林寺”。所望的城南两座山坡,过去曾是一片古树老林,1958年大炼钢铁,被剃了“光头”,做了小高炉的燃料。即使如今寺庙还存在,也早就无林可望了。

  幸存的莲井,还增修了一座井亭。亭子虽然修得有点粗陋,却是尊重地方历史文化的一种昭告及表现。

  当然了,不管怎么说,“滨河路”的建成,使小城有了历史以来最像样的一条大街。而且,由此而始,关岭县城一步接一步的拓展更新所呈现的“城市化”巨变,真是天翻地覆,让人们惊喜不已。

  一处又一处现代高楼和花园宅区的崛起,以及早年的穿城正街退居为小街,已经不算什么了;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关索老镇西边的大岩坝子,还建起了一片新城街。同步绿化的街区大道两旁,崭新气派的现代建筑群星罗棋布:星级宾馆、高档酒楼、体育馆、超市、文化艺术中心,还有可容数千人的多功能广场。体育馆的外观恢宏大气,内部功能齐全,落成之初,就举办过国际性的篮球赛事。与当年的“县委球场”,真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多年前,我和朋友由贵阳上“老贵黄”公路一路行来,望着沿途店面招牌艺术层次的参差变化,不由突发感慨:光从招牌设计,就可以看出城市的级别档次——贵阳、安顺、县份,以及乡镇,视觉上的高下悬殊,大可借用“金、银、铜、铁”来区分。可是,如今你再沿途一看,关岭这样的小城老镇,与安顺、贵阳,在这方面已经差不多就拉平了。

  小城的今昔变迁,说它“日新月异”,一点也不夸张过分。

  然而,这一切,属于与时俱进的“共性”,不独关岭县城,在全省各县,乃至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和触及。我更想在此之外,找回这小城与众不同的“个性”的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地方美食品牌耳块粑(亦称达耳粑)?断桥糊辣椒?永宁油豉?……显然不止是这些。好在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样的饥馑,已然一去不复返,如今人们大多衣食无忧,有时甚至近于铺张奢华。小城人家,即便是自己建了新楼,抑或迁入花园小区,还是照旧将“天地国亲师位”供奉于中堂,还是与亲友维系“礼尚往来”,婚事嫁娶,乐呵呵操办三天五天,喝五吆六,麻将声声,主尊客贵,皆大欢喜。

  无意间,一些珍贵的东西,却从我们的眼前身边消逝,从我们的生活中流失,也一去不复返了。是些什么呢?一时也说不清楚,就随它去罢。只惟愿:富人不要富得只剩下钱;穷人不要被穷得无立锥之地。如是,则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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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冰(省作协副主席、市作协主席)

  王尧礼(《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彭钥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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