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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系乌蒙 ——中共贵州省工委斗争纪实(之二十一)

发布时间:2018-06-28 16:39:38   来源:贵阳网  

    □/彭文俊

    天破晓血色黎明

    迎解放万众欢腾

    继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百万雄师过大江,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总统府楼顶上站满了英雄的解放军战士,八·一军旗迎风招展。继而,毛主席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挥师大西南。蒋家王朝日暮途穷,垂死挣扎。盘踞西南的国民党军,企图依托云贵川康诸省的复杂地形负隅顽抗。蒋介石一向把西南看成反共救国的“大后方”,面临崩溃,仍图固守,部署了从桂林到贵阳、重庆、成都的“弧形防线”。在这个“弧形防线”中,贵阳居于重要战略地位。因此,蒋介石采用“黔人治黔”的方法,以为其经营、巩固这个所谓的“大后方”。年前,调整了贵州党、政、军、警各方要员,接着又派遣大批特务潜入黔中,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和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及进步人士施行镇压。在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和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主持下,制定了严防“匪患”的治安措施,进而将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科扩编为处,特工人员一下子增加了七、八倍,并在各专员公署安置军统特务任中校联络参谋,在各县安置中统特务任助理秘书。一时间,特务暗探遍布全省,仅贵阳地区,军统、中统特务就有1400多人。街头巷尾,鹰犬四伏,黑云压城,气氛恐怖。

    其时,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处处长刘苏屏,副处长徐荣灿等特务头目,为破获贵州中共地下党组织,绞尽脑汁,苦思毒计。他们根据时局分析,认为“共军渡过长江后,党国的一切部署是重沿海而轻大陆,中共必然看准这一点,其地下党的活动也必因这一形势的变化由重农村而转为重城市。过去离开贵州的地下党员亦必将返回贵州从事活动。”据此,特务机构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清查档案材料入手,寻找线索,查找以往掌握的疏散离开贵州的地下党员和可疑人员的名单,估计哪些人可能返回贵州。唯恐线索遗漏,又责成由全省6个专区的“视察”具体负责各自区域,及时要将清理情况上报。同时,还对原有线索和家属的动态进行跟踪考察,以求发现蛛丝马迹。

    在此部署下,特务们根据普遍查寻资料获取的信息,把鹰爪伸向全省城乡,布下了寻捕的大网。1948年初夏的一天,中统特务分子肖开勤在贵阳街头突然发现了地下党员王启霖的行踪。王启霖1938年加入中共,抗战期间,主持过贵州中苏文化协会和贵州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的日常工作,在贵阳“筑光”党支部和中共贵阳县委工作过。1940年底,王启霖与妻子刘家祥由党组织安排疏散到江南新四军军部工作。几经辗转,1948年返回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肖开勤认出王启霖后,立马向调查处作了报告。刘苏屏和徐荣灿根据过去掌握的情况,认定王启霖失踪这几年又回到贵阳,必负有重要使命。便令肖开勤、曾映贤这两个特务24小时守候在白沙巷王启霖家住宅附近,严加监视。监视中,这两个家伙一面四处了解周围环境和住户人员情况,一面死盯王启霖的行踪及与其往来的人员关系。盯了一二十天,刘苏屏亲自向谷正伦报告了打探到的情况,谷正伦批准予以逮捕,以期由此打开缺口,扩大线索和战果。同时,谷正伦还命令贵阳市长张至祥将市区西边中山公园内的蔡唐二公祠拨给调查处,以作为日后关押被捕人员的刑讯室和监房。

    6月23日晚上,贵阳白沙巷满处都是特务的鬼影。特务肖开勤、曾映贤带领保甲长和一大帮警察,围住王宅,随后闯开大门,冲进屋抓捕了王启霖,那一刻王启霖正在楼上的房内编辑省工委的特刊《真实》。对特务的跟踪监视,了无知晓。抓了王启霖,特务们又潜伏在王宅周围,等待其他人落入陷阱。这天,王启霖的妻子刘家祥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思梅在竹筒街母亲家吃晚饭。饭后,传来家中出事的消息,她忙背起女儿勿勿赶回白沙巷,刚一进门,便被拥入的特务抓住,连同背上的女儿一起被押到岳英街鸭子塘监狱。而王启霖则被关押在离此不过500米的中山公园内新开设的监舍里。

    王、刘夫妻被捕,是自初夏以来贵阳特务的第三次行动。其实,谷正伦为落实他策划“应变”制定的“贵州总体战方案”,“净化”贵州,自6月初,就部署了大搜捕的计划。大搜捕从贵阳开始,继而遍及全省各地。

    大搜捕最先从花溪贵州大学和清华中学开始。

    由四川涪陵来贵州大学寄读的学生陈默,因在学校组织的团结晚会上教同学们扭秧歌,引起了特务注意。特务们认为他负有秘密使命。5月30日,情报处的特务在中山公园门口绑架了陈默。6月初,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情况报处在“花溪小憩”设了一个指挥所,专门针对贵州大学和清华中学。特务们先后逮捕了“新联”盟员甘凌杰,贵大教员丁道衡、陈述元,助教金春祺,清华中学教员肖醒球等师生员工30多人。贵大学运领袖史健在老师同学的掩护下逃离花溪。一个月后,特务追踪到安顺,将史健击伤后逮捕。

    6月17日深夜,隐蔽在贵阳六广门杂货店——“新青”地下联络点的地下党员倪词文带着进步书刊经过铜像台时,被警察视为小偷,拦截检查,遂将其逮捕。第二天,“新青”团员肖元乾和店员马某同时被捕,杂货店被查封,牵连被捕的有10多人。

    王启霖被捕的当晚,由黔北调来贵阳的地下党员谢焕跃也在白沙巷被捕。此后,凡与王启霖接近过的人,都被列为侦捕对象。先后被捕的有贵大讲师、共产党员乐恭彦和其妹乐锦霞,还有进步青年肖家驹、郭可诹等四五十人。

    除了对付学校和社会进步人士,贵州调查处的特务还与西南公路局第十运输处的秘密特务组织合谋,先后在贵阳、重庆、昆明逮捕了进步工友22人,其中关押在贵阳的有陆永忠、黄厚文、徐绍敏、何自达等人。

    大逮捕从贵阳波及到省内20多个县和省外的重庆、昆明。从5月至11月贵阳解放前夕,在贵阳地区被捕的地下党、团员和爱国志士就有近百人。

    被捕者多关押在东门的文昌阁、岳英街的鸭子塘和大西门内的中山公园监狱。这几处监狱是“黔特会”和中统、军统专为关押政治犯而设的秘密牢房,其中内情,很少有人知道。

    岳英街鸭子塘监狱,原来是陈孝子祠堂,背靠大西门老城墙,狱中阴暗潮湿,夏天砖墙上都硝霜重重。这里对外挂的牌子叫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战时青年招待所,实则是“黔特会”看守所。大门外设的是双岗,戒备森严。不大一个看守所,审讯室、狼犬室、宪兵室、所长室等一应俱全。中山公园监狱,也是公园内原来的蔡唐二公祠改设的监狱的。称为国民党内调局贵州调查处看守所。监舍中四壁无窗,十分黑暗。管理此看守所的是中统贵阳区主任曾映贤,这是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动不动就对被关押者处以酷刑。

    几个月间,在谷正伦、韩文焕的指令下,特务、警察在抓捕“共党”的行动中,滥捕无辜,使几个监狱都人满为患。十来个平方米的监舍,往往要拘押一二十人。要睡觉,只能像木桩似的交叉插入才能躺下。吃的每顿只有一小碗掺和着老鼠屎、砂石、霉块的牢饭,难以下咽,强咽填进肚里,勉强活命。恶劣的牢狱生活环境,再加上酷刑拷打和精神摧残,不少党员、志士和无辜者惨死狱中。地下工作者李谦,身患肺病,无医无药,几无营养,饱受刑讯折磨,入狱没几天就被迫害至死。

    进步青年刘端模的祖父与谷正伦是远房表亲,其八姑父胡一民又是谷正伦的机要秘书,刘端模被捕后,经亲友托情,谷正伦假意开释刘端模,却要他具结悔过。刘端模宁折不弯,在“悔过书”上大骂国民党腐败,祸国秧民。

    王启霖、刘家祥夫妻及襁褓中的女儿被捕入狱后,双双饱受酷刑,坚贞不屈。

    省工委撤离贵阳后,留下来坚持工作的“新青”负责人宋至平不幸被捕。敌人查知他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掌握的关系很多,对他软硬兼施,宋至平只字不吐,从容对敌。

    牢狱之中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志士仁人,任凭敌人酷刑摧残还是许愿诱供,都坚定不移,宁死不屈。监舍中,时常听得到难友们激情的歌声:“度过寒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间;不要因枯枝失望,鲜花就要开放!”

    似乎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西南的山呼海啸,濒临覆亡的贵州反动当局,举起了血腥的屠刀。1949年9月28日,反动当局的屠刀最先对准了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影响较大的学运领袖史健。这天,贵州省保安司令部以“参加叛乱组织,煽动学潮,从事叛乱”之罪名,将史健捆绑在黄包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公开杀害。史健遇害两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国民党贵州当局惊恐万状,由此之后的一个半月里,先后5次在贵阳杀害中共党员、新青团员、新联盟员和革命志士数十人。贵州各地的血腥屠杀也频频发生。

    10月4日深夜,王启霖、宋至平、岳景琮、张春涛、郭谨呈、蒋士忠等9人被活埋于贵阳北郊八岩侧关刀岩下;

    10月中旬,杨光文、廖崇美、金春琪、彭祖年、陈默等7人被秘密杀害于贵阳南郊图云关;

    10月下旬,肖元乾遭秘密杀害,尸体被抛于大西门外荒郊。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贵阳的前几天,谷正伦批准了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提交的屠杀名单。11月11日中午,特务们从鸭子塘和中山公园监狱用卡车押解了包括无辜群众在内的几十人,分别在北郊沙河桥和南郊马家坡集体屠杀,这其中有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24名。

    张凤鸣、杜蓉(女)、金芳云(女)、陈开秀(女)、毛克诚、高言善、陆永忠、黄原文、徐绍敏、何自达10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贵阳城北的沙河;

    南郊马家坡英勇就义的乐恭彦、刘家祥(女)、戴绍民、顾希均、刘端模、王天行、袁克勤、郑德霖、黄英琪、张乾、聂汝达、柏辉文、王永年、唐正福14位烈士的热血浸沃片片碧草。

    “新联”盟员杜蓉是贵大学生,因病截去双脚,身残志坚的杜蓉,被绑在藤椅上押赴刑场,她身中7弹,双目被挖,其状惨不忍睹。

    刑场上,共产党员刘家祥与乐恭彦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弹倒地后,仍奋力呼喊,刽子手急忙跑过去,用枪刺猛捅她的胸膛。她未满周岁的女儿王思梅是在她殉难前由获释的难友寻机悄悄抱走,幸免于难。

    “双十一”惨案,震惊全省!天将破晓,黎明的天空弥漫着先烈碧血。血沃大地,新生的贵州矗立着英烈丰碑。

    在曙光即将照临贵州大地之前,中共贵州省工委暨各地党组织带领全省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拥抱光明,以顽强的斗争和坚定的信念迎接解放。

    1949年9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遵循毛主席在5月23日作出的《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中“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的决定,从江西上饶出发,开始向大西南进军。二野部队经南昌、长沙,于10月上旬进抵湖南湘潭。根据中央和二野前委的指示,二野五兵团在湘潭召开会议,确定由苏振华、杨勇、徐运北、郭超、申云浦等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委员会,报请中央批准,并由苏振华任书记。

    10月21日至27日,五兵团师级以上干部和中共贵州省委成员在湖南邵阳举行联席会议。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在会上再次明确进军的总任务是:解放贵州,然后支援解放大西南。其进军步骤是: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接管城市,收缴地方反动武装,安定秩序,随即接管农村。斗争策略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争取国民党部队起义。要接管好工矿企业,派出军代表,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迅速恢复生产。各方面干部,军队的、地方的、外来的、地下党团的都要互相尊重,搞好团结。会议还对贵州一些地、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组成,各地委、军分区、专署机构领导班子的人选一一作了决定。对省会贵阳市委和市政府机构领导成员也作了委派,明确由秦天真、汪乃贵、杜恩训、朱煜如、夏页文五人组成中共贵阳市委,秦天真任市委书记兼任贵阳市市长,杜恩训任副市长。并决定了由解放各地、市的军队中抽调相应的指战员为军事代表,履行军事接管。

    邵阳会议期间,五兵团党委发出《关于部队入黔作战与工作的指示》。指示中强调:解放贵州是解放大西南的开端,要为“凭借贵州攻取云南、四川”作好部队高速度运动的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提出:在贵州作战要求“打得快和坚决”,以分割川黔、黔桂、川滇、滇桂之敌不能靠拢,以便一一击破。把贵州守敌消灭干净,可以减少川滇和安定贵州的阻力,有利于保护国家财富以及以后的建设,从而早日消灭大西南的敌人,结束大西南的战争。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提出了入黔作战的具体方案:“一刀子插到贵阳”,先攻占黔东南和贵阳,接着直驱遵义,以大迂回之动作切断川境之敌退往贵州的大道。根据刘邓首长的指令,五兵团决定以第17军附兵团野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负责攻占贵阳。以第19军为左翼,向天柱、三穗、镇远挺进,协同第17军作战,以第18军为第二梯队,迅速向湘西迂回运动。

    10月23日,二野前委下达川黔作战命令:要求五兵团于11月15日前攻占贵阳;25日攻占毕节,12月10日前进至四川宜宾至纳溪地区。

    五兵团党委向所属部队发出相应指示,明确了各军、师进军西南各地的任务和目标。号召部队指战员要尊重贵州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做到秋毫无犯,鸡犬不惊。要求各部进军贵州要打得快,打得坚决,在高速度运动作战中有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指示发出,全兵团士气高昂,决心以最大的胜利与贵州人民见面。

    11月3日,五兵团左路第16军向贵州守敌首先发起进攻。紧接着第17军、18军急速向贵州境内挺进。同时二野其他部队向川东南之敌发起攻击,在长约一千多公里的地段上发起全线进攻。

    当日,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一面慌忙发表动员文告,狂叫“贵州保卫战序幕拉开,望全省军民共同奋斗到底”,心虚地给下属打气说“黔省地险天埑,可单独与共产党作战。”一面做着仓皇出逃的准备。五兵团出敌意料,排山倒海,挺进贵州。国民党贵州守军不堪重击,望风披靡,溃不成军。解放大军进展神速,势如破竹:中路第17军连克湘黔边界的湖南晃县和贵州玉屏等地;第16军继而快速占领天柱、三穗等县城。11月12日,第16军46师138团在马场坪甘粑哨新街截获由柳州、独山经都匀企图逃往贵阳的国民党联勤总部的30辆军车。138团指战员跃上缴获的车辆,准备乘车向贵阳开进。大家热烈地欢叫着,“这下,要不了15号,就能拿下贵阳”。出发前,侦察连通过长途电话向贵阳电信局询问贵阳的情况。接到解放军打来的电话,贵阳电信局值班员很是兴奋,在电话里激动地大声回答:“谷正伦和省府、市府的官员们都不知逃跑到哪里去了,解放军你们赶紧来呀!”

    谷正伦确实逃跑了。10月底,解放军进军贵州的号声在湘黔边境吹响,大军压境,国民党贵州军政人员早就惊慌失措,纷纷逃离贵阳。11月9日这天,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在逃离前,将炸毁贵阳的亲笔信交市警察局长张安庆带给市长张致祥,想一举把贵阳变成废墟。他还将谷正伦下令处决的革命志士的名单报给省党部主任黄国祯,黄国祯看都来不及看,就仓促签了字。11月11日,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在溃逃前,制造了“双十一”惨案。12日,解放军138团已打到马场坪。也就是这天,谷正伦在军警特务的簇拥下,向黔西方向逃窜。逃跑路上,谷正伦下令对所谓“形迹可疑”“三教九流”“走江湖卖艺”“和尚道士”“穿西装打领带”“外省口音”的人,一律格杀勿论。逃窜军警特务沿途杀人放火,一片悽惨。当局逃遁了,贵阳治安处于真空状态。

    前几天,时为省参议员的张彭年先生,得知谷正伦要破坏贵阳的消息后,邀约了市内的各流士绅郭润生、林子贤、司季武、高可亭等十几人及自己的子、婿,在府内商议保全贵阳的对策。商讨下来,决定发起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简称临治会)。11日下午,卢焘、张彭年等人主持召开了临治会成立大会,千余人到场,一致推选卢焘为临治会主任,张彭年、郭润生为副主任,负责组织临治会的护城治安事宜。

    卢焘先生是广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孙中山电令卢焘为黔军总司令兼省长。后耻于参与军阀的混战,辞职闲居贵阳,参加地方一些建设事务。在此“真空”时刻,在中共地下党及各方面的动员下,卢焘欣然接受共产党主张,愿意出面承担保卫贵阳的治安工作,他曾对众人说:我的责任就是送旧的去,迎新的来。临治会成立后,在省工委暨贵阳地下党、工人、进步人士及学生的配合、支持下,筹集武器组织了近200人的自卫队,进行护城、护厂、护校斗争。自卫队日夜轮班巡逻,进行治安管理和阻止破坏活动。临治会要求,仓库、电厂、各事业单位,都要集合员工,搞好戒备,力图自保;对无人看管的机关、学校、寺庙、公房等,临治会就派出专人看守保护;动员临街住户都须从户内拉出一盏灯,以利看守巡逻;还要求市民准备鼓锣、彩牌、标语,做好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各项工作。临治会的举措和行动 ,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因而使得贵阳在新旧交替的那几天,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骚乱现象,城市、工厂、学校也几乎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临治会才成立了两天,国民党第89军军长刘伯龙就下令要撤销临治会。13号,刘伯龙贴出布告,声称自己被蒋介石任命为贵阳城防司令,如有不听令者杀,造谣生事者杀,投敌通匪者杀。当晚,刘伯龙约卢焘等人谈话,指责不该成立临治会,并威逼卢焘立即筹集20万银元以作军饷。卢焘先生愤而不从,与郭润生、张彭年拂袖而去。第二天一早,刘伯龙派了一辆吉普车,几名军官到卢府,声称有紧急事务请卢公马上去三桥开会商讨。卢焘先生坦然而赴,当车行至二桥转弯塘时,随车军官骗卢焘先生下车,遂将其枪杀,卢焘先生身中数弹,壮烈殉难。

    当日下午,中共贵州省工委致信临治会,对卢焘先生的遇害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赞扬临治会的护城功绩,希望同心协力,坚持到天明。临治会虽然受到刘伯龙的威胁,主任卢焘先生为此惨遭杀害,但临治会不畏强暴,一直坚持工作到贵阳解放。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联名致电悼唁卢焘先生,朱德亲笔题词:“英雄不死,永志人心”。

    1949年11月14日夜,二野五兵团第16军经过入黔以来十来天的千里追击,斩关夺隘,一路雄风,开进到贵阳南郊图云关。此行一路受到贵州各族人民箪食壸浆,无比热情的欢迎。率先登上图云关的战士们,看到群山环抱中的贵阳城,万家灯火,街巷静谧,他们知道,贵阳在地下党组织和民众的合力保护下,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战士们不由地雀跃欢呼“贵阳是我们的啰,贵阳是我们的啰!”

    12月15日,二野五兵团第17军第50师进驻贵阳,贵州省会贵阳宣告解放。而头天晚上先期登上图云关的第16军138团,在地下党的配合下,连夜向西转进,于15日拂晓前攻占贵阳西边重镇清镇县,巩固贵阳外围,保证贵阳的安全。

    11月17日上午8时,接管贵阳的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市内万人空巷,齐聚大南门外,欢迎和观看入城部队。爆竹声、鼓锣声响彻云霄;街面上满挂红旗,迎风飘扬;彩纸、烟花,在半空中飞舞;欢迎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

    18日,贵阳市各界人士、人民群众暨城郊苗彝同胞六万余人,举行庆祝解放大会。

    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24日,经过血与火洗礼,战斗在贵阳的原地下党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贵阳特支,与进入贵阳城的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接上关系,原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将贵州地下党名单交省委组织部长郭超接收;朱文达将新青团员名单交团省工委副书记汪行远接收;朱厚泽将中共贵阳特支和新联的关系交省委组织部组织科长连治洁接收。

    至此,中共贵州地下党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贵阳以至贵州全境解放后,又投入新的征程。

    时空旋转。1999年11月15日,在贵州人民庆祝贵州解放50周年之际,座落在贵阳市文笔街的第一届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修葺落成。同日,馆内举办的《魂系乌蒙·中共贵州省工委斗争纪略展》揭幕开展。该展览与本文,堪望可作为历史的永恒纪念与传承。(全文完)

    作者单位: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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