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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贵阳地区的文学活动概况

发布时间:2018-04-08 09:55:29   来源:贵阳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呼声迅速响遍全国各地,反映抗战现实和救国热忱的文艺作品随之涌现。在贵阳,由于封建军阀的长期统治,文学艺术受到冷落和摧残,反映抗日救亡的作品更其寥寥。但新思想是禁锢不了的,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进步的知识分子争相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和文学作品,建立了文学研究会,利用政论、散文或诗歌形式,在《救国旬刑》、《心评》、《贵阳文艺》等小型刊物上鞭笞时弊,激励斗志,取到很好的教育作用。1935年初,建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在省工委的推动下,贵阳的抗日文学活动逐步开展起来。省工委书记林青就以矛戈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歌,还曾经为《劲草》(一些进步妇女在《贵州晨报》编辑的副刊)修改稿件。

    抗战文学的蓬勃发展,还是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国土大片丢失,一些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纷纷来到贵阳,特别是几个高等院校的内迁,使贵阳聚集了不少学者、教授以及一些富于爱国热情的文学青年。他们创办刊物、小报,或为大报编辑文艺副刊,或从事教学与学术活动,使贵阳地区的文学艺术一度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较好地发挥了文艺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团结抗日的作用。

    后来,国民党于1939年到1941年间连续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包括对宣传抗日的文艺团体加以压制甚而强令解散。一些报刊也被禁止出版。于是,贵阳地区抗战文艺活动一度沉寂。一些进步的作家便尽量利用国民党政府报纸的副刊发表文艺作品,坚持抗战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溃退后,从桂林等地转移来筑的大批文化人,又充实了贵阳文学战线的力量。各种综合性刊物或文艺杂志又再度涌现,形成贵阳战时文学活动的又一次高潮。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贵阳陆续出现了一些文学团体,如七七文艺社、中国诗艺社、贵阳文艺界联谊会,狼火文艺社,大夏笔会、中国写作协会大夏分会等。这些团体在全民动员、团结抗战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文艺的作用,使一向沉寂的贵阳文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1940年2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简称贵阳文协)。理事有谢六逸、李青崖、张梦麟、蹇先艾、吴道安、田君亮、曹未风、齐同、潘家洵、刘薰宇等。当时,贵州作家蹇先艾撰文阐述了贵阳文协的时代使命,认为“贵阳目前实在应当有这样一个比较健全的、强大的组织,来担负起抗战的、新的任务”。(《一个新的战斗的堡垒——为贵阳文协分会成立大会作》)。贵阳文协是规模较大的文艺组织,在团结文艺工作者,发挥文艺的战斗力量,推动贵阳地区文艺事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会负责编辑《中央日报》(贵阳版)的副刊《前路》和《贵州日报》的副刊《革命军》,还自办了《抗建》等刊物。此外,组织过一些文艺座谈会,建立了文艺通讯网。

    抗战后期,特别是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撤退时期,贵阳文协在接待逃难来筑的文化人士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资助和贵阳各界的协同下,贵阳文协承办了接待工作,使这些文化人士有了暂时栖身之所。同时又协助一些人赴渝、赴滇,留下来的也尽力帮助寻找工作。蹇先艾当时正主编《贵州日报》文艺副刊《新垒》,特意向逃难来筑的文化人士约稿,稿件尚未发表,就通知报社预先发给稿费,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抗战前期,贵阳发行了很多文学刊物,早期的纯文学刊物当推七七文艺社编辑的《七七》半月刊,于七七抗战一周年创刊出版。发表了蹇先艾的《一年间》、齐同的《血的训诫》、玄瑛的的《抗战进行曲》、启霖的《由自杀到自杀》等十多篇不同体裁的作品,还附有贵师学生自治会主编的《七七抗战建国纪念日特刊》。

    1938年5月由生活书店发行的《十日旬刊》,是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出版的刊物,只发行了一期就被迫停刊。这是一个普及的综合性刊物,刊登社会生活的展望、杂感、时事评述、救亡工作、文艺作品等。

    其他文艺刊物还有《抗敌》半月刊和《中国诗艺》月刊等。《中国诗艺》在抗战初期较有影响,除发表诗作外,还有译诗和诗论专拦。著名诗人和作家徐迟、袁水拍、冯至、郭风、邵帆、李广田等曾在该刊发表作品。

    抗战后期,《西南风》月刊于1942年1月创刊,曾刊载过长篇报告《西线话》、中篇小说《医院中的儿女》、《劫后余生》等。大多是抗战题材,有一定影响。1943年3月,《自强》月刊创刊。这是综合性杂志,每期都有两三篇文学作品。1944年湘桂大撤退后,大批文化人滞留贵阳,对贵阳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推动作用;文学创作也再度活跃起来。这时期出现了《新流》、《新年代》、《知识》等期刊。这些刊物在坚持团结抗战,鼓舞民众抗敌精神,以及培养文学青年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抗战时期发表抗战文学的园地,主要还是几家报纸的副刊。其中文艺副刊或以文艺为主的副刊有《贵州晨报》的《每周文艺》和《中央日报》的《前路》。

    《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创办于1938年3月,名义是每周文艺社主编,实际是蹇先艾负责编辑工作,王启霖和王诗农(林辰)参加了编辑事务。《中央日报》(贵阳版)的《前路》副刊,前期主编是吴澄华,后由陈逸檀接任,先后出版了九百多期,从1943年11月1日起,改为综合性副刊,不再分期。

    1945年3月,《贵州日报》新辟文艺副刊《新垒》,由蹇先艾主编,撰稿者除了本省文学青年外,还有当时全国知名的作家如茅盾、巴金、靳以、沈从文等。这个刊物内容充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各个角落的真实面貌,形式也丰富多样,很有吸引力。

    国民党CC派主办的《大刚报》,其文艺副刊《阵地》,由贵州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方敬(中共党员)主编,他利用这块阵地,发表了不少反映抗战前线动态和后方社会面貌的文学作品。《阵地》每日一期,除短小篇章外,还连载过长篇或中篇小说,影响也较大。还值得一提的是贵阳文通书局主办的《文讯》月刊。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朱自清、许杰、艾芜、碧野、吕莹、汪雪祺、袁水拍、戈宝权、曹靖华、唐瞍、冯蜂、李健吾、玉统照、沙汀、王西彦、李广田、方敬、陈白尘、穆木天、洪深,林辰、端术蕻良、施蛰存等一大批著名作者和教授。《文讯》不仅在贵阳,就是在大西南和全国影响也很大。

    (二)

    抗战期间,贵阳地区最重要的出版发行企业当推文通书局。这个书局由民族资本家华之鸿于1909年创办。三十年代初由其子华问渠接办。抗战以来,贵阳逐渐成为大后方的经济文化重镇之一,文通书局也逐渐发展扩大,从造纸、编辑、印刷到发行,构成一整套出版发行系统。该局设有编辑所,马宗融、谢六逸任编辑所正、副所长。除编印大中小学的部分教科书及各种业务、技术、学术著作外,还编译出版了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及当代文学作品。单就文学方面来看,先后出版了《大学国文选》(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文学会编)、《中国文化演进史观》(陈安仁著)、《乡谈集》(散文集,蹇先艾著)、《火底典礼》(小说集,胡苏著)、《永远结不成的果实》(诗集,王亚平著)、《刁斗集》(论文集,高寒著。高寒即楚图南)、《秦淮星火》(大型剧本,董每戡著)、《文成公主》(大型剧本,林刚自著)、《辛稼轩评传》(传记,徐嘉瑞著)、《柴霍甫评传》(传记,肖寒著)、《台湾》(五幕剧)、《傀儡春梦》(四幕剧)、《小英雄》(儿童故事)等等。

    文通书局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也不少,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文通书局出版的翻译作品,部分满足了读者对外国文学的渴求,扩大了他们的眼界。此外,还出版了《贵州苗夷歌谣》(吴泽霖、陈国钧编)。这是我省第一本少数民族的歌谣集,很有文学价值。又重印了贵州历代学者作家的学术和文学著作多种。这是文通书局对贵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外地书刊和文艺书籍的输入和发行,对贵阳地区文学活动也起了推动作用。当时在贵阳出售进步书刊的有生活书店贵阳分店、读新书店等,深受读者欢迎。这两个书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读者就通过别的渠道获得自己所喜爱的文艺书刊。

    当时,重庆、桂林、昆明和成都均为大后方文化重镇,香港文化活动在沦陷前也很活跃。这些地方出版的大量书刊源源进入贵阳。由进步作家主编的文艺刊物,尤为贵阳读者所欢迎。当时在贵阳较为流行的刊物,有《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艺杂志》、《文学创作》、《七月》、《希望》、《文艺战线》、《群众文艺》、《战地》、《文艺新潮》、《鲁迅风》、《小说》、《萌芽》、《野草》、《文艺生活》、《大众生活》等等。可见战时贵阳地区文艺事业的繁荣,是同省外进步作家、进步书刊的进入分不开的。当然,本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和出版发行部门,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

    抗战期间,活跃在贵阳文坛,对贵州文学事业作过贡献的文化人很多,这里择要简介几位。

    谢六逸,原名谢光燊,笔名宏徒,鲁愚等,贵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研习文科。归国后,历任复旦、暨南、大夏等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和新闻学系主任,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兼编辑,还担任过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主编,参加茅盾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抗战期间回筑,先后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贵阳师院文学系主任。在教学和编务之余,又潜心著述,是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专家,先后出版过多种著作。如《近代日本小品文选》(大江书铺)、《接吻》(日本小说选译、大江书铺),《日本文学三册》(商务印书馆)、《日本文学(上)》(开明书店)、《日本文学史》(北新书店)。译有《伊利亚特故事》(开明书店)、《志贺直哉集》(中华书局)、《世界文学》(世界书局)等。还编写了《西洋小说发达史》(商务印书馆)、《中国小说研究》(开明书店)等。由于过度劳累,他于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几天逝世,年仅四十八岁。

    蹇先艾,遵义人,早年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经济系,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并为一些报纸编辑副刊。他描写贵州山区农村生活的小说,具有浓郁的黔北乡土特色,受到鲁迅的称赞。抗战期间回黔,曾在贵阳、修文、遵义等地任教,后期任贵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在抗战初期主编《贵州晨报》文艺副刊《每周文艺》,又与谢六逸等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积极从事抗日文艺宣传活动。抗战后期主编《贵州日报》文艺副刊《新垒》;又经常为多种报刊撰稿,用许多笔名发表。长篇《古城记事》在一些刊物上连载,后由万叶书店出版。解放后,一直担任贵州省文联和作协的领导工作,大力扶植和培育中青年作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十几部,有一些作品被译为外文。

    李青崖,湖南人,早年留学法国。抗战期间来筑,任大夏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是法国文学翻译家,翻译出版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国内最早的译本。又翻译出版过《莫泊桑作品选集》。积极参加贵州文协的活动,解放后任上海文史馆馆长。

    齐同,本名高滔,东北人,抗战期间来筑,任大夏大学教授,兼任贵阳中学国文教员,在提高和培养青年学生文学兴趣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他的长篇小说《新生代》,反映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书店发售时,读者争相购买,名噪一时。又与宜闲合译了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在文艺界很有影响。解放后任南宁师范学院教授。

    此外,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家曹未风(大夏大学教授),易卜生作品翻译家潘家洵(贵州大学文学院院长,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以及张梦麟(大夏大学教授,解放后任人民出版社编辑),方敬(贵州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解放后任西南师院副院长)等,都是贵阳地区文学界很有影响的作家。

    当时,还有一批革命的文学青年,激于爱国热忱,拿起纸笔作抗日救亡的呐喊,是文艺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启霖。他笔名冰波,贵阳人。十几岁就去中山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因志趣不合退学,东渡日本,学习文学。抗日烽火燃起,毅然回筑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沙驼剧社、筑光音乐会以及中苏文协贵州分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曾在贵阳地区的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由于国民党的追捕,转移去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往香港,写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长篇小说《煎》。香港失陷,他辗转于长沙、桂林、昆明、重庆等地,一边任教,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在《文艺阵地》、《文学月报》、《野草》等刊物上发表过短篇作品《皇帝的巡札》、《迫害》、《告密者》等,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及国统区的黑暗。又写了反映贵州彝民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四围山色中》,还有描写青年师生与封建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中篇小说《狂雨》。三部中长篇约百万余字,可惜两部长篇小说书稿都已遗失,《狂雨》在解放后由华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启霖同志于1949年夏天在贵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秋被杀害。还有林辰(王诗农,后在鲁迅研究学会工作),李麦宁(后在清镇县政协)、陈福彬(笔名荒沙,后在遵义雎(中)、蔡壬侯(后在杭州大学)、田景齐(后在遵义四中)等,他们都是当时贵阳文艺报刊上常见的作者。

    抗战期间,不少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流寓贵阳。他们或留住,或以贵阳为中转站北赴重庆,西去昆明,虽然留住时间长短不等,或三、五天,或数周、数月甚至数年,可他们都用笔墨耕耘过贵阳地区的文艺园地,留下了不少文艺珍品。单就作家而言,来筑的就有一百多位。早来筑的是肖乾。他于1938年春由长沙经湘西晃县到铜仁,在贵阳住几天后去昆明,写有《贵州书简》、《湘黔道上》等散文。

    1939年夏,丰子恺领着全家十口由广西逃难入贵州,路上遭遇既艰辛也离奇,后写散文《艺术的逃难》记述其事。后经贵阳,在遵义住了两年多。一面在浙江大学教书,一面从事创作,一些作品曾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

    1942年夏秋之际,茅盾由桂林去重庆,在贵阳逗留几天。所写的《贵阳巡札》、《司机生活片断》等散文,就是在贵州的见闻。此后,他有多篇文章在贵阳出版的报刊上发表。

    巴金一度寓居花溪治病,并在这里与肖珊举行婚礼。在花溪写了《生与死》、《妇与夫》等短篇小说,中篇《憩园》的大部分也写于花溪,以后给贵州的文艺报刊惠寄了多篇文稿。如《第四病室》就是根据贵州某医院的人和事来进行创作的。

    (四)

    抗战时期贵阳地区文学活动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和文学青年,一方面要时时提防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与迫害。一方面还得拿起笔来,同国民党宣扬的反共反人民的文艺路线进行战斗。

    1937年9月,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上,国民党贵州省党部陈惕庐就提出要搞“三民主义文艺”。1943年,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的张道藩,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他要作家“把握着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等。其精神实质就是反对作家描写社会真实、反对作家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作家表现抗日民主的革命思想。但是,贵阳地区的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方针的影响下,在贵阳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推动下,他们毫不理睬国民党当局需要的什么文艺政策。他们坚持反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反映大后方劳苦大众生活的艰难;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动独裁及其达官贵人的腐化堕落。青年作家王启霖甚至指出,一个理想的、光明的社会就在不远的前头。

    1938年春,贵阳发生了震动全省的、国民党省党部诱捕积极带领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学联骨干的“二一九”事件。群情愤慨,社会舆论大哗。在《十日旬刊》第七期上发表题为《求学与服务》(作者丹蕾即中共党员谢凡生)的文章。文章指出:“尤其在贵州,若干学校当局,或认为学生从事社会活动为不法,或则用尽种种方法去妨碍和陷害,明拉暗挡,无所不用其极!有谁想‘寇深祸亟’,有谁知道‘求学服务’会‘相得益彰’!”严正地斥责那些阻挠者是“‘自误误国’的罪魁祸首”。这里的“学校当局”实际指的是国民党当局。还有一些文章,为爱国青年学生伸张正义,揭露当局迫害学生的罪行,激励青年学生的斗志。抗战后期,当胜利的曙光即将出现时,贵阳一些进步作家鲜明地提出建设民主文化的要求。如《新年代》月刊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中,载有《战后中国文化建设的趋向》座谈纪要,参加座谈会的是贵阳一批文化人。熊佛西针对有人提出建设所谓“三民主义新文化”的言论,在会上发出了“中国今日需要建设民主文化”的呼声。谢六逸表示赞同,并认为,“就文艺来说,不论战时或者平时,其精神都需要民主的精神和创造的精神,互相配合,才能进步”。

    抗战期间,关于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民族形式问题,在贵阳出版的报刊上进行过有益的讨论。贵阳地区文艺联谊会组织“乡土文学”的讨论会。《前路》副刊一二八期的《乡土文学与通俗化》一文,提出“‘乡土文学’无疑是大众的,而且一定是人民大众自己的”这一观点。并要求利用大众熟悉的形式,不妨“旧瓶装新酒”,指出作家要到群众中去,不要穿硬挺的西装,坐汽车、坐轿子,以免和群众造成隔膜。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可取的意见。

    总之,在党的影响、推动下,由于省内外许多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历尽艰辛的耕耘,抗战期间贵阳地区的文学园地曾经花团锦簇。无论在文学的普及和提高方面,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在鼓舞民众抗敌斗志方面,都有可喜的收获。并为以后贵州文学事业的发展奠下了基础。贵阳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在贵州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很好加以总结和继承,以利于开创贵阳地区社会主义文学活动的新局面。(黄万机)

责任编辑:朱永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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