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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贵州说话的大官

发布时间:2018-01-03 16:08:34   来源:贵阳日报  

  先讲一个小故事: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湖广巡抚丁思孔上了一道疏,内容是建议民间禁用鸟枪。康熙皇帝把这个建议批给各省总督巡抚,让他们“各抒所见”。

  这似是一件小事,但处理不妥也会出麻烦。当时贵州巡抚田雯就直抒了己见,认为此议不可。他也上了一疏云:“黔省山深地僻,村寨隔远,居民商贾间蓄鸟枪以防不测。至苗蛮巢栖洞处,驱狼捕兽,多用鸟枪,俱毋庸查诘,以致惊疑。”

  田雯是山东人,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来贵州当巡抚。尽管来黔不到两年,却颇懂得贵州省情民俗,而且不怕他人用什么“国家安全”、“维稳大事”等大帽子压他,区别非法武器与山区民间防身狩猎必备的鸟枪,反对收缴扰民。结果康熙皇帝接受了田雯的意见,批转各部“知之”。无事生非的收鸟枪之议,宣告作罢了。

  读贵州明清文献资料,这类事例不少。这里还可以举几件比收鸟枪重要得多的事来说说。

  清王朝平定贵州初期,派到贵州出任巡抚和云贵总督的大员是奉天人赵廷臣,此人就很重视研究贵州省情。他不仅尽力从湖广调运粮饷供应驻黔十万大军,而且“严束士卒,不使扰民”。一来贵州,看到百姓太穷,便向中央申请免掉当年贵州秋粮的征收任务。有的土司未服,他派人去做招抚工作,并建议中央让他们“仍世袭,发印信”,以安其心。经过一年的施政实践,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写了一个《抚苗疏》,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治理贵州特别是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主张。在那篇疏文中有不少精彩的政治经验总结,比如他认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而风俗无不可移之乡”,对苗族“可以信孚”,“可以廉感”,反对歧视。他建议对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司礼”,少数民族子弟愿入学者,“与汉民一体仕进,使明礼仪之为利,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矣”。他还提议完善土官管理袭职制度,避免土司内部因袭替发生纠纷,引起衅端。他称这篇《抚苗疏》所提出的都是“黔省驭苗根本之图”。他很注意减轻贵州地方经济负担,顺治十七年(公元16印年),在他建议下对地方向中央朝廷纳贡作了改革,“概停边贡,以省解送之劳”。那年云贵遇到荒年,他请求中央以“本年秋粮贷为春种”,帮助农民生产自救。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九月,赵廷臣调到浙江:当总督,史书记载:“去之日士民相道号呼者万人。”

  在封建时代,当官当到这样的份上,应该说是很不错了。

  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针对丈量田亩这项政策措施,封疆大吏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主张。主张严格丈量田亩的是邹一桂,他在贵州当学政,刚调回中央,就提出贵州田亩很混乱,要重新丈量,“逐丘绘形编号”,发单造册登记。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对百姓田赋的严格征管,总想给中央财政多弄点收入。皇上将这项建议“交部议”,让中央有关部门讨论。贵州籍的御史包祚永闻知表示反对,也上了一奏折说:“臣黔人也,备悉民情土俗。丈量—事,徒滋纷扰,无益斯民。他省且然,而黔省尤甚。”作为贵州人在北京做大官,他敢于替贵州说话。他认为丈量田亩,无非为了严格征收田赋。而皇上既然那么体贴百姓(看,他先给皇帝戴一顶高帽子),“东南财赋之邦,尚多蠲免,岂有区区天末(指贵州),土瘠民贫,复行加赋之事?”何况老百姓“初闻清丈,已觉仓皇;继见差官,尤生畏惧”,在那穷乡僻壤之间,难免有些小吏乘机吓诈百姓。给丈量的官吏行贿者,以多计少;不行贿,就以少作多。于是,富室势绅,勾结小吏大占便宜;而贫穷夷户,反招苛刻计亩,流弊很大上。这类事只会让奸猾头人,串通衙门,巧造名目,共饱私囊。至于“编丘绘形,发执回单”,在贵州更行不通。贵州多梯子田,丘形非常复杂;而且黔民多贫,有些田土一家兄弟一丘分为二三,丈量造册发单怎么搞法?!这么大的山区,到处派人逐丘逐块去丈量,岂不给全省农民带来极大惊恐,滋生事端。他建议,对于像贵州这样的“刀耕火种之乡,素称瘠薄,苗蛮杂处,当思因地制宜,伏乞敕下部议”,不要把中心地区的政策照套到贵州施行。能够如此,则“黔民戴恩于万世矣”。乾隆皇帝采纳了包祚永的意见,同意贵州不再清丈田亩,一场可能引发事端的丈量田亩之举,在贵州被制止了。

  还可以讲一件事: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三月,王燕来贵州当巡抚。两年后,他写了一个《劝苗民垦荒田疏》。他看出贵州荒田尚多,大约占可耕田土十分之四。但是号召农民开垦,响应者寥寥。是什么原因呢?他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才知道,贵州的田亩,俱在万山之中,秋收籽粒,难抵内地腴田三分之一,人工牛种,又倍于他省;五年之后,始有收获。第六年起开始交田赋,仅敷播种糊口,工本无价。所以,荒田无人愿意开垦。于是,王燕提出了鼓励垦荒田、大幅度减轻田赋的详细合理的办法,他相信这样做“则苗民踊跃从事开垦矣”。有人认为他的办法对国家不利,他反驳说:“与其使民畏而不耕,弃为草萊,不若量减科则,使六年后无耕之田化为有征,久弃之地,使长禾苗,则经国裕民之道两得之矣。”皇帝也接受了这个建议,“下部议行”。

  这里举的例子,大都是有关执行经济政策方面的两种不同态度,不同主张。一种着眼“富民”,一种着眼“富国”,真正有远见的官员才敢于替老百姓说话;邀功图宠的官员,表面上口口声声为了国家,而不为百姓谋利者,归根到底也不利国家长远利益。

  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在明清两代贵州封疆大吏中,不同思路,不同主张更明显。有的对贵州少数民族一味主张镇压,有些比较明智务实,主张安抚团结为主。这方面典型人典型事不少。看来,封建时代固然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但在维护国家根本与长远利益,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同样存在明智者与僵硬者两种人。这类例子,前面多扁篇都已说过,不再重述。其为官施政,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值得后人研究。

  (下期请看《明代屯田使贵州“两项翻番”》)

责任编辑:何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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