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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息烽县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革

发布时间:2016-04-20 15:33:35   来源: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摘要:1949年11月17日,息烽解放,11月23日,息烽县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侯国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17日,息烽解放,11月23日,息烽县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解放后,息烽县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清正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反封建斗争的民主革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1958年后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前,无论搞什么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一个接连一个,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息烽县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拟以纪实的笔法综述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30年息烽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历程。

  消灭匪患,巩固红色政权

  息烽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敌人以各种形式进行疯狂的反扑,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1950年2月18日,息烽籍人、国民党反动军官杨平舟,在国民党军统潜伏特务、国防部保密局贵州站花溪联络处息烽情报站站长胡天佑(化名龙海云)、副站长卓震、军统特务国民党政府务川县县长(息烽籍人)简宗颐等的策划下,纠集息烽县境内的恶霸地主、反动军、警、宪、特等反动人物,在息烽县阳朗坝坪上召开反动会议,组织土匪叛乱,公开打出“中国国民党西南反共救国黔北司令部”的旗号,杨平舟任司令、吴宪章任副司令、刘发政任参谋长。司令部下辖三个大队,匪众300余人,长短枪200多支。1950年3月6日,在军统特务简宗颐和息烽县的头号大恶霸地主李文斌的策划下,以杨平舟为首的各路土匪头目30多人聚集在息烽阳朗坝“三教寺”召开反动会议,会议决定把息烽各地分散活动的土匪组织起来,成立有组织、有领导的、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目标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土匪的人数增加到1000多人,“三教寺”会议决定把“中国国民党西南反共救国军黔北司令部”更名为“西南反共救国军修(文)开(阳)息(烽)三县总指挥部”,杨平舟任总司令、蔡子文任副总司令、指挥部下设七个处(参谋处、政工处、副官处、军法处、军需处、卫生处、联络处)和十一个大队、警卫营和直属中队。

  1950年3月17日,中共息烽县委第一任书记王涌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息烽县大队副大队长吴传佑率领解放军一个排的兵力下乡剿匪,在养龙司板桥遭遇息烽杨平舟匪部和遵义曾广富匪部2000多土匪的包围,战斗打了一整天,解放军的6挺机枪打坏了两挺,为争夺马鞍山制高点反复冲杀十余次,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除临危受命冒死跳岩送信的2名解放军生还外,其余32人(包括县委书记王涌波和副大队长吴传佑)全部壮烈牺牲。3月29日,土匪倾巢出动,攻打息烽县城,将息烽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烧毁,当天晚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驻乌江架桥工兵营的驰援下,退守在碉堡内的100多名干部、战士撤离县城,避免了人员的重大伤亡。

  5月上旬,流窜在毕节地区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49军军长罗湘培派特使到息烽收编杨平舟匪部,委任杨平舟任49军副军长兼306师师长,蔡子文任副师长,将修(文)开(阳)息(烽)三县土匪整编为三个团,息烽为306师第1团,吴修堂任团长,开阳为306师第2团,杨荃任团长,修文为306师第3团,杜文祥任团长。整编后,杨平舟匪部扩大到3个团、11个大队、1个警卫营、2个炮兵中队、2个直属警卫中队,匪徒2800余人,轻重机枪20挺,六0炮1门,土炮60门。

  1950年5至6月,息烽地区的匪患活动极为猖獗,全县4个区10个乡镇的广大农村全被土匪占领,川黔公路息烽段已被土匪卡断,形势十分严峻。

  针对当时息烽匪患的严重局面,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打通西南交通大动脉——川黔公路,贵州省军区派148团副团长孙亮亭率148团一个加强营(148团1营4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的兵力进驻息烽剿匪,在息烽县境内的黎安至乌江40多公里的川黔公路沿线构筑碉堡,分兵把守,打通被土匪卡断的川黔公路,确保公路运输安全。5月下旬,148团驻息部队在新萝村首战告捷,阡敌一个中队,俘匪40多人,缴获步枪100多支。6月3日,148团配合四野工兵营对盘踞在乌江地区的土匪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阡敌100多人,俘获土匪重要头目开阳县长钟大经、军事顾问谭炳章、匪司令部修、开、息三县联络高参、军统特务简宗颐等人,缴获长短枪100多支,子弹数千发,手榴弹80枚。经过以上两次打击,息烽的土匪势力开始下降。1950年7月,贵州省军区“剿匪西集团”组织“金沙合围”战役,7月上旬,杨平舟匪部2000多人在148团驻息烽部队连续不断的清剿和追击下,分别从息烽县境的漩塘、黄沙、大塘等渡口北渡乌江,逃往金沙,钻进省军区“剿匪西集团”事先设置的“口袋”,148团迅速即分兵把守南岸,封锁乌江南岸息烽县境内100余里的所有渡口,防堵杨平舟匪部回窜息烽。经过“剿匪西集团”解放军参战部队的合围清剿,息烽杨平舟匪部在金沙全部被阡,土匪司令杨平舟、副司令兼息烽县长罗维洲、军需处长方志成、政工主任唐荣昌、匪大队长罗汉龙、兰文良、唐懋功等20多名匪首在战场上被活捉,1950年7月17日,“金沙合围”战役宣告结束。至此,嚣张一时、活动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的息烽匪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打击下土崩瓦解。

  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杨平舟等20余名罪大恶极的匪首公审后在金沙、息烽两地分别执行枪决。在剿匪战斗中,击毙土匪129人,俘匪443人,土匪投诚726人,缴获轻重机枪20挺、长短枪1000多支、六0炮1门、土炮60门、子弹数千发、手榴弹数百枚、炸药350公斤。

  195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五分校一大队1000多名官兵学员奉命进驻息烽,配合地方政权开展“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批漏网和潜伏隐藏的土匪特务被追捕缉拿归案;12月3日,公安局情报站冷子仪单枪匹马在遵义县刀靶水智擒外逃匪首国民党49军306师1团团长吴修堂,随后又在当地农会协助下,活捉吴匪同伙3人,缴获手枪1支、步枪6支,子弹100多发。12月13日,县公安局在军大工作队配合下,在养龙司捕获在逃匪首“西南反共救国军修开息三县总指挥部”副司令蔡子文及其随身警卫4人,缴获卡宾枪1枝、步枪2枝、子弹100多发。12月17日,军大驻石硐乡工作队集中100多人对原国民党政府邻文乡乡长、外逃匪首刘发政家大院进行彻底搜查,挖出隐藏匪首的地洞2个,在洞中活捉恶霸地主刘国清及其长子刘发举、三子刘发均,缴获手枪3支、子弹100多发、手榴弹1箱和大量鸦片、银元、珠宝等贵重物品,狡猾的匪首刘发政在搜查前携带驳壳枪1支和子弹100发外逃。1951年3月13日,被公安局长陈新贤率领的武工队围困在九庄鸡场坝的羊荒山上,刘发政持枪拒捕,被武工队当场击毙,缴获德造20响驳壳枪1支,子弹100多发。

  大规模的土匪判乱被平定后,根据党中央“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息烽县人民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专政职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解放后第一次镇反运动,1951年2月,贵州省公安厅长吴实从西南开会回贵阳路过息烽时,给中共息烽县委、息烽县人民政府和公安局传达中央和西南局“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有关政策和指示,吴实厅长在听取息烽县委关于“息烽清匪反霸斗争”的工作汇报后,立即批准息烽县提出的128名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死刑,并大张旗鼓地在县城和各乡镇召开公审大会,执行枪决,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为镇反运动鸣锣开道。从1951年1月至1951年5月,在镇反运动期间,息烽全县共判处死刑的土匪、恶霸等364名。1951年4月7日,经过充分准备,以闪电行动集中统一在全县逮捕现行反革命392名,为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扫清障碍,保证反封建斗争的民主革命运动顺利进行。

  经过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不仅及时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而且摧毁了阶级敌人的社会基础。从1953年起,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残存的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不断叫嚣反攻大陆,并派遣间谍飞机在息烽、开阳、贵定等地区空投反动传单,进行骚扰活动,社会上的不法地、官、反、坏分子和隐藏在内部的阶级敌人遥相呼应,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党中央根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很激烈的形势,及时发出:“有计划地、实事求是地再给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去……”的指示,息烽县从1955年6月至1955的12月开展了自1949年解放以来的第二次镇反运动,逮捕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132人,其中:反革命98人,占74.24%;其他犯罪分子39人,占25.76%。在逮捕的132名罪犯中,属于社会镇反102人,占77.27%,属内部肃反30人,占22.72%。经过第二次镇反运动打击,进一步削弱了阶级敌人的残余势力,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回顾建国60多年前的历史,解放初期,息烽县的土匪活动猖獗,人民政权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及时开展消灭土匪、清匪反霸和两次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及时平息了土匪叛乱,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6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初期,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形势历历在目,笔者当时在机关工作,亲身经历这些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共息烽县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市党委的指示,对公开叛乱的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镇压、严厉打击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才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当家做主站起来,土地改革好分田

  1949年11月17日,息烽解放,11月23日,息烽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当时,到息烽接管政权的南下干部才40多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人员编制严重不足,因此,区以乡、保、甲基层政权只能暂时保留原国民党时期的旧人员,维持现状。1950年土匪叛乱期间,这些旧人员大多数倒向土匪一边,或者公开叛乱为匪,这个时期,息烽全县乡以下政权全部瘫痪。土匪叛乱被平息后,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已成为政府工作重中之重。1950年9月8日,息烽县召开解放后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代表800多人,会议主题是:发动群众,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开展反封建斗争。当时,公开叛乱的土匪虽然已被平息,但敌我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共产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建立农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针锋相对进行阻扰和破坏,大会刚开了两天,军统特务国民党保密局贵州站花溪联络处息烽情报站站长、国民党息烽县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息烽县参议会参议长王位一、指使特务王华昆、尹正方于9日晚将农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息烽县永靖镇南街二村农协组长何绍清杀害于家中,更为狡猾的是,特务杀人后,伪造现场,嫁祸于人,王华昆公然跑到公安局报案,谎称何绍清被人杀死在大街之上。公安机关立即派人到现场勘查,确认何绍清是在熟睡中被人掐住颈部窒息而死,身上的刀伤是人死后伪造的现场。王华昆是当时公安机关控制的“特情”(解放初期公安机关把掌握控制的特务称“特情”),现场伪造的疑点引起了公安机关的怀疑,为了查明真相,决定将王拘捕,经过突击审讯,在政策感召下,王华昆坦白交待了王位一策划谋杀何绍清的全部过程,目的在于破坏中共息烽县委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公安机关立即将王位一逮捕法办,并在大会召开期间公开审判执行枪决。何绍清被害一案发生后,农民代表大会气氛曾一度紧张,部分代表情绪低沉,镇压王位一后,形势立即好转,大会专题讨论,掀起揭发批判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高潮,80多个混进农代会的不纯分子(国民党时期的保甲长和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被清理出会场。7月13日,农民代表大会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五分校的900多名官兵学员组成的工作队随农民代表深入息烽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反封建斗争。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到1950年的12月,息烽全县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57000多人,占当时农村成年人口的80%以上,95%以上的贫雇农参加了农民协会。1950年12月,息烽县人政府庄严宣布:废除国民党政权的“保甲制度”,在原保甲区划的基础上建立87个行政村基层人民政权,民主选举村长,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并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起3100多人的人民武装自卫队,配备长短枪1000多支,在各自的区域内执行站岗放哨、协助政府参加追捕外逃土匪、恶霸、反革命等任务。当时,响彻农村的一句口号叫:“一切权力归农会、当家做主站起来”,废除“保甲”制度后,建立了行政村基层人民政权,结束了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反动封建统治,开创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1951年4月,中共息烽县委召开第五次县委扩大会,传达贯彻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在全省分四期完成土地改革任务”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以县委书记匡斌为主任的“息烽县土地改革委员会”,会议经过讨论,作出“息烽县土地改革的步骤、政策和有关问题的决定”,4月24日,息烽县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121人,听取和审议息烽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实行土地改革”的报告,经过讨论,各界代表一致拥护息烽县人民政府在息烽县分两期进行土地改革的决定。

  1951年4月下旬,根据县委的统一布署,息烽县第一期土地改革在文化区的底寨、阳朗、永靖三个乡镇进行。为了探索土地改革的途径,县委从县机关和各区、乡政府抽调156名干部充实军大工作队,直接下到各村参加土改试点工作。经过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查田评产、划分阶级,最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一期土改历时三个多月时间,于7月26日结束,7月29日,县委召开为期七天的土改工作会议,总结一期土改试点工作经验,布署二期土地改革工作任务。8月7日,息烽二期土地改革在九庄、养龙司、黑神庙三个区七个乡镇全面展开,由于有一期土地改革的经验,二期土地改革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历时两个多月,比一期土改缩短约一个月的时间,于10月15日全面结束。10月28日,息烽县召开有县、区、乡、村四级干部参加的全县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匡斌作土改工作总结报告,县长于仪宣布:息烽县4个区、10个乡镇、87个行政村、106974个农业人口的土地改革任务全面胜利完成。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息烽县依法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243733亩(折合粮食产量3656万斤),马382匹,耕牛1680头,房屋14813间,农具9871件,家具148718件,人民政府依法将这些打土豪的胜利果实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从而改变了农村各阶层对生产资料占有量的比例,土地改革后,雇农人口粮食占有量由土改前的29斤增加到733斤,贫农由29斤增加到602斤,与此相反,在剥削阶层中,地主人均粮食占有量由土改前的4672斤下降到515斤,半地主式富农由2075斤降为864斤,富农由1536斤降为939斤。地主富农的土地占量由土改前的70—80%降为7.36%,贫雇农的土地占有量由土改前的9.07%上升为53.69%。

  纵观中国历史,从农牧社会开始,广大农村的肥田沃土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用双手开垦创造的,由于受几千年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盘剥,占人口少数的地主阶级从广大农民手中夺取了大量的土地,然后又将这些土地以高地租或高利贷的形式租佃给农民耕种,进行高额经济盘剥,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剥削制度,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反动统治,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终于得到彻底解决,人民政府将依法没收地主剥削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老百姓说:这就叫“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笔者当年曾参加息烽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回忆当时的土改现场,广大农民高唱“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赞歌,在田间地角拉绳、打桩、分田的那种兴高采烈、当家做主的激情场面,在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长河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经过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中国社会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奋斗目标,中国农民实现了几千年来拥有耕种自己土地的梦想,土地改革彻底改革了中国农村的面貌,为新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待续)

责任编辑:贾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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