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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密丛林中的图云关

发布时间:2015-12-30 17:34:46   来源: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摘要:抵达贵阳图云关红十字总会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共21人,分别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苏联等8个国家。他们通过重庆的中共八路军办事处与我党取得联系,并按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开展医疗救援活动。

    密密丛林中的图云关

    陆知中

    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入贵阳图云关,在红会总队内,活跃着一支由德国、奥地利、波兰与英国等国家20多名医生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1986年,为纪念国际友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贡献,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在位于城区东南郊的绿荫环绕的森林公园内,树起一座“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纪念碑用汉白玉雕琢而成,碑身两侧有振翅欲飞的双翅,上面分别用中英文写着:“为支援中国抗战,英国伦敦援华会组成医疗队,于1939年来到贵阳,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出贡献。兹刻碑以志不忘。”纪念碑的背面,还镌刻着援华医疗队21名队员的姓名,读着这些名字,仿佛就在读着一个个故事……

    1983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商会致函贵州省分会,谈到原国际援华医疗队负责人之一的保加利亚医生卡内蒂教授访华时,曾向王炳南会长面交有关国际援华医疗队抗战时期在华活动的照片和文物。

    当年,卡内蒂教授随国际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中文名叫甘杨道。卡内蒂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1937年曾到西班牙参加保卫共和国的战斗,任国际纵队军医。1939年3月,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随国际纵队撤离西班牙进入法国,后转入GURS集中营。英国的医药援华会获悉有一批医务人员滞留集中营的消息后,在英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39年7月前往集中营保释招募援华会人员。卡内蒂等人首批应征入队。同年与波兰的弗拉脱等15人会合,组成国际援华医疗队。医疗队由卡内蒂和弗拉脱两人负责,上路后辗转月余才抵达香港,受到宋庆龄的接待,并被安排转道越南海防,经南宁到贵阳。

    抵达贵阳图云关红十字总会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共21人,分别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苏联等8个国家。他们通过重庆的中共八路军办事处与我党取得联系,并按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开展医疗救援活动。

    当时,已有92岁高龄的德国大夫贝克尔(中文名字白乐夫),在1984年访华时这样回忆道:“我们这些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共产党员,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都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即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服务。先于我们到达中国的白求恩大夫,已经在八路军的部队中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我们借护送从香港转运过来的国际援华药品去重庆的机会,访问了周恩来并向他表达了我们的愿望。在曾家岩50号那间简朴的办公室里,周恩来十分亲切地会见了我们。周恩来的修养和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令人倾倒。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们,国民党自抗战以来一直在制造摩擦,去解放区的路已经被国民党封锁。鉴于国民党不让援华医疗队去解放区的事实,希望你们一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考虑,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考虑,不一定非去解放区。只要是在前线,就可以救护伤员,就可以为中国的抗战出力。他的话使我们茅塞顿开。”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了解了当时的现实环境后,医疗队全体成员欣然服从中国抗战的需要,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怀着强烈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以精湛的医疗技术救死扶伤,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爱心奉献给中国人民。

    曾经在国际援华医疗队担任翻译的苏永甦老人每当谈起早年那些难忘的经历,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感慨地说:国际友人为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工作展开以后,便深人前线救治伤病员。他们穿过环境恶劣的不毛之地和一些疫病流行的地区,有时还要遭遇敌人的炮火枪弹,出生入死,历尽艰险。苏永甦作为一个随行译员,虽然与他们相处的时间有限,却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伟大和崇高。

    苏永甦记得很清楚,他刚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没几天,就受命随同医疗队赴广西前线。一行10余人,分乘4辆卡车,带着药品和医疗器械,从贵阳出发,经独山进入广西,沿河岳公路南行。渡红水河时,突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当时,3架敌机轮番俯冲扫射,近得连飞机上的编号都清晰可见。但几位外国大夫由于经历过战争,表现得非常沉着镇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全,于是,有的帮助缺少经验的中国同事寻找躲避敌机的地方,有的在公路上指挥汽车隐蔽到大树下。这时,公路上浓烟滚滚,敌机一次次呼啸而过,路旁树木的枝叶被子弹打得七零八落。但是,医疗队的外国大夫们却不顾自己的安危,神情自若地在硝烟中指挥人员和车辆隐蔽疏散。

    敌机的疯狂轰炸,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抗战的严峻形势。国际援华医疗队不仅要冒着生命危险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上前线,还要克服国民党方面克扣经费,以及食品不足、药品缺少、疥疮流行等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大夫们因地制宜,尽力改善军队的卫生条件,减少传染病的发生,缓解病员的痛苦。在桂西、滇东一带,医疗队的大夫们利用当地生产的毛竹,编制成简易实用的竹病床,用竹子制作医疗器具。他们用毛竹制成具有治疗功能的浴器,方法是在一根长竹子上凿许多细小的孔,捣通竹节,把竹筒的一头接在热水桶上,一端封闭,热水由孔喷出。热水中加有硫磺等药物,用这种方法对付南方炎热的夏季里流行的疥疮等皮肤病,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追忆往事,苏永甦百感交集,许许多多当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艰苦的环境、恶劣的条件、不懈的努力,是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色。由于工作量大,大夫们总是黎明即起,夜半歇息。每到一地,立即投入到诊断病情、伤情、施行手术等工作中去,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有时实在太困了,睁不开眼皮,他们就干脆打盆冷水,把头埋进去浸上一阵,清醒了,又接着工作。

    苏永甦记得,从广西百色到云南富宁,300多里路,全是荒山野岭,荆棘遍地,一路毒蛇出没,猛兽虎视耽耽,日行百里,艰苦异常,连有些20来岁的壮小伙面对既让人紧张又大量消耗体力的行军都感到吃不消了。可是,外国大夫们却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影响着大家,鼓励大家勇往直前。他们说,我们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要为抗击法西斯尽一份力。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帮助,我们将寸步难行。我们要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实现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些话,让中国同事十分感动,同时又深受教育。

    原红十字会第40医疗队成员,现居上海的梁钧挺夫妇,回忆当年在晋陕一带与外国大夫携手战斗的经历,同样十分感慨。

    1939年冬天,一大批以民主大同盟名义在国外募集的医药器材,需由境外护送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担任西北红十字会第40医疗队队长的江涛声,受宋庆龄委托,带队护送这批物资。随同前往的人员除中国籍医护人员外,还有德国人希尔达和外科医生、奥地利人纪瑞德。

    数九寒天,医疗队冒着风雪沿陇海线乘火车到达泥池,秘密穿过封锁线,偷渡黄河,好不容易来到桓曲。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当他们赶八路军留守处时,部队已经撤离。此时,前方传来消息,

    再过半小时,日军将进占此地。

    情况十分危急,眼下的形势对完成护送医疗物资的任务以及护送人员的安全,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事不宜迟,医疗队决定马不卸鞍,人不歇脚,立即向太行山转移。

    山路崎岖,加上被雪覆盖,更加难行。医疗队全体人员翻山越岭,晚上也不停歇,一直走到第二天清晨。整整赶了120里山路,困难终于被医疗队员们克服了。甩开日军,找到大部队,大家都松了口气,因为疲劳过度,蜷缩在雪地上就睡着了。

    当他们醒来时,等着他们的是一批刚从前线送下来的急需抢救的重伤员。江大夫见大家疲惫不堪,便用试探的口吻与纪瑞德大夫商量抢救伤员的事。谁知纪瑞德大夫毫不犹豫地说:“马上开始工作,战士的生命要紧,我们的累和饿是可以克服的。”

    于是,在冰天雪地中,全体医疗队员在搭建的简易手术室里,又投入到抢救伤员的工作中。

    (图:贵阳图云关)

责任编辑:赵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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