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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所属区县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发布时间:2015-03-25 16:55:36   来源:贵阳网  

摘要: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贵阳为中心遍及全省,贵阳所属区县也在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中,纷纷采取不同的方式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贵阳为中心遍及全省,贵阳所属区县也在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中,纷纷采取不同的方式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7年,贵州省教育界一批推行陶行知先生“平民教育”理念的教师,得到贵州省教育厅的认可,在青岩建立“民众社会教育实验区”,实验区以青岩为中心,在文昌阁内开办“民众学校”,聘请一批进步人士为教师,此后又在青岩镇摆托、歪脚、弓腰、茨窝、新哨、竹林湾、高寨河、羊昌沟等村寨设立简易小学和成年男女补习学校。实验区开办后正值抗日战争相持时期,到1942年结束,历时6年。

实验区奉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思想,本着“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的教育服务态度,实现“扫除文盲、提高民众文化,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共同抗击日寇”的目标。

民众学校通过宣传科学知识、帮助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扫除文盲、组织失学儿童识字和开展抗日时事教育、举办抗日话剧演出等途径,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及时介绍前方将士抗击日寇战况。

青岩镇上文化基础厚实,群众素质较高,但周边乡村农民文化却相对落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更加突出,加上国民党的文化控制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开展社会教育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教员们只好白天走村串寨上门动员,晚上打着火把到分校上课,一边教群众识字,一边宣传抗日道理。

在识字教学中,教学内容不仅有基础文化知识,还插入反封建迷信宣传和抗日时事教育,随着实验区的扩大,逐步向镇外桐木岭、石头寨、花仡佬、大寨、大水沟等地扩大,各地群众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有的腾屋作教室,有的借桌子板凳作课桌椅,群众学习热情很高。社会教育实验区除规定学习农民识字课本外,还巧妙利用抗日歌曲歌词作语文阅读材料讲解,并教学员习唱,如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步曲》、《打倒小东洋》、《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倒小日本》、《大路歌》、《保卫武汉》、《长城谣》、《九一八小调》等,学生和群众通过读书识字,演唱歌曲,加深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日寇侵占武汉后,实验区组织了一个由50多名师生组成的“民众抗敌宣传队”,排演了一批反映日本侵略中国的话剧、歌舞,他们利用赶集天在青岩场坝演出,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送郎打日本》、《鸦片鬼》等街头剧。为了扩大影响,宣传队还到省城铜像台、大十字等闹市区演出,在演出中大家用稻草扎成小日本鬼子,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等口号,唤起市民抗日激情,特别是话剧《打东洋》,通过描写日本鬼子侵占东三省后,东北人民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的悲惨景象,激起了各界民众的愤慨,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二·四”日机轰炸贵阳后,该剧还被安排在“贵阳民众教育馆”连演十场,馆内座无虚席,所得收入全部捐给抗战前线将士。

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办学6年,始终坚持以宣传抗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为己任,既提高了民众文化水平,激发了民众抗日热情,也促进了贵阳郊区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

抗战时期由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人士黄齐生发动兴起的青岩小学娃娃剧团,在贵阳城乡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

1943年9月,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由延安返回贵阳后到青岩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黄先生到青岩小学向全校师生做了一次抗战形式报告,用自己在延安的切身体会介绍延安人民抗日救国的新人新事。黄老先生还特别向学生们介绍了沦陷区流亡到陕北的儿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孩子剧团”的情况,介绍了“孩子剧团”不怕苦、不怕累、跋山涉水在老百姓中宣传抗战的事迹。全校师生听了黄齐生的报告后,深受感动,当即向校长要求组织一支宣传队,到民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学校考虑到当时国共合作,实行统一战线,贵阳地区抗日文化活动正全面展开,只好顺应潮流,同意成立青岩小学娃娃剧团。为了解决经费,学校进步教师纷纷捐资,一些学生家长也捐献了钱物;为了解决舞台幕布,学生们从家中拿来一些床单当幕布,没有道具、灯光、大家将家中的桌椅板凳抬来,没有汽灯用菜油灯,因陋就简很快就克服了演出道具和服装的困难。在几个老师的带领下,娃娃剧团赶排了《打城隍》、《葡萄仙子》、《和平神》、《放下你的鞭子》、《芦沟桥对唱》等抗战节目,剧团除在镇上演出外,还先后到黔陶、燕楼、花溪、惠水等地演出。

为了不耽误学习,剧团大都利用星期六、星期天演出,很受民众欢迎。剧团大约成立一年多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限制,各地抗日活动逐步被取消,加之青岩小学校长被撤换,剧团骨干学生毕业离校,娃娃剧团也随之被当地政府解散。

开阳的进步人士着力宣传抗战需全民参与和支持的道理。制造浓厚的抗战氛围,教育警醒全县人民,在抗战呼声中,开阳成立了“抗敌救援会”,县民教馆办起了大型壁报宣传抗日,贵阳女师读书的学生、地下党员袁志琪、陈昌琴联合开阳籍学生刘天书、黄远绍等回乡,聘来贵阳人彭永德等任音乐教师,教唱抗日歌曲,如《九一八小调》、《壮丁上前线》、《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传唱到全县各个学校,一时全县抗战救亡的歌咏队在袁志琪、陈昌琴带领下上街演唱,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口号,向来往群众教唱抗日歌曲,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歌声深入人心。校园里,街道上,田间地头飘荡着“谁愿做奴隶,谁愿让家乡沦丧……”的悲愤歌声,唤起开阳人民的抗日热情。同时话剧这一形式也成了开阳县城宣传抗战的特色。1939年冬,袁志琪、陈昌琴与在贵阳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黄远绍等,在开阳三忠祠搭台演出三幕话剧《民族魂》、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1940年9月开阳中学成立,转移到开阳的地下党员宋至平(化名宋学芬)亦应聘来到开阳中学任教导主任。宋至平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课余与学生打成一片,深为学生敬重。他在学生中成立读书小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思想,工作之余,教唱进步歌曲和抗日歌曲,指导学生投稿校刊和办好校刊,写进步文章。还举办讲演会、辩论会,常以“要不脱离社会主要潮流,要紧随大方向”教育学生,适宜地开展了党的地下工作。

1942年11月18日,新《开阳报》创刊,更是大力宣传抗战,报道苏军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消息和盟军同德、意战斗的情况,鼓舞开阳人民支持抗战到底的信心。在进步学生的带动下,开阳抗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1943年6月29日《新开阳报》登载了全县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6周年的盛况,全县举行的大型文艺活动,话剧公演5天,参演单位有县立标准小学的歌咏队、县中学、县教育局,节目有《死的胜利》、《送郎出征》、《流亡曲》、《国魂》、《故乡》。

有地下共产党员暗中大力支持和参与下的抗战文化活动,唤醒开阳人民的抗战热情,鼓舞人民士气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使开阳人民支援抗战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据1945年底抗战胜利后开阳县的统计,抗战期间,全县共出征壮丁7547人,募公债961万元,献金800万元,其他抗战开支折合1945年价值1.08亿元。在生产、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开阳人民为支援全国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贵阳中学在1939年2月迁到离城35华里的乌当镇后,不仅远离它校,连校内高初中也分驻三寨。学生们以参加各抗日救亡组织的同学为骨干,建成贵中歌咏队、话剧队、绘画研究会,经常利用乌当小学戏台举行公演,还在场坝上建立固定的壁报栏、画刊栏,每场出版一期,向群众宣传抗战文化。1939年,利用“双十节”到城里举办绘画木刻展,展后精选印成《贵中木刻选集》,寄给重庆木刻家协会和全省各县中学。

1939年2月,贵阳高中搬迁修文,高中党支部立即组织进步青年在修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用“二·四”大轰炸下贵阳惨遭日寇涂炭,千万市民流离失所的事实唤起民众抗战热情。他们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战戏剧,演出效果轰动整个修文县城,深受修文人民的欢迎。青年学生时刻不忘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走到哪里,宣传的歌声就唱到哪里,为呼吁全民抗战做着不懈的努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进步人士在抗战后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促使中国文人的爱国热情得到极大的发扬,贵阳这个远离战火的城市一时成为抗日文化宣传的中心。许多著名文化人士带来了先进文化,推动了贵阳抗战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先进文化的大量涌入和广泛宣传,使得贵阳原有的文化生活骤掀波澜。教育机构增多、文化精英汇集、学术氛围浓厚、抗战文艺活跃,成为战时贵阳文化生活的一大特色,也是贵阳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文化的兴起,一改贵阳昔日封闭、冷清、落后的局面,呈现出全面繁荣、一派生机的景象。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贵阳,宣传抗日救亡的伟大意义,唤起民众的救亡热情,是抗战文化的历史责任,也是抗战文化蓬勃兴起的历史诱因。受党领导及影响的文化团体,是贵阳抗战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冲破国民党贵州当局的阻挠、破坏,结合抗日救亡宣传的艺术规律和贵阳民众的接受能力,在城市和乡村广泛进行了有针对性地、具有地方特色的抗战文化宣传,取得很好的效果,使贵阳民众对抗日救亡有了深刻的理解。

摘自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

责任编辑:赵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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